原公安部长王芳：我知道的那些江青的风流丑事

2007年09月05日09:55

前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王芳，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担任过毛主席“大警卫员”；熟知江青不可告人的丑史；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查工作。往日，出于职业习惯，王芳对自己的过去守口如瓶。如今，为保存珍贵史料，王芳回首往事，口述了《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本文摘自该书。 　　 　　 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 　　 　　江青收到匿名信后，非常恼火，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 　　 　　第二天，江青找我谈，谈了一个上午，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我看了。 　　 　　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 　　 　　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匿名信主要写的是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肯定对江青过去的历史十分清楚。因写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当时我理解写信人揭她老底，挖她疮疤，是对她如今贵为第一夫人的骄横作风非常不满，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评，要她识相一点，不要太张狂。 　　 　　江青给我看了匿名信后，突然问我:“你熟悉扬帆吗？” 　　 　　我当时对她的发问毫无警觉，随口就说:“解放前，我是八路军，他是新四军。解放后，他在上海当公安局局长，我们来往比较多，关系较密切。” 　　 　　听我这样一说，江青就有点不高兴，半阴半阳地说:“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他过去不叫扬帆，叫殷杨。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 　　 　　江青没有再往下说，气氛有点僵。她可能在估计我是否知道，扬帆曾经搜集她在上海的材料，写信给延安党中央的事。 　　 　　 30年代，扬帆按照党的指示，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上海“左联”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因此，他对江青在上海曾经被国民党逮捕自首变节，和生活上的风流丑闻、复杂的社会关系，了如指掌。 　　 　　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同志，听说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出于对党的忠诚和负责，要扬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那段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名义，用密电向延安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是曾经在上海搞过文化救亡运动、现任军部秘书扬帆同志提供的。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落入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里。善于投机的康生出于他的政治目的，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毛主席当然不会看到这个报告。 　　 　　江青为了出这口气，在康生的直接指使下，先后两次将扬帆下狱。第一次在延安整风运动后的1943年10月。幸亏负责审查扬帆所谓历史问题的是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同志，他顶住康生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扬帆被关了10个月，最后放了出来。1955年元旦，扬帆第二次被捕，扣上了“反革命”、“特务”的帽子，长期关押，受尽折磨。与此同时，潘汉年被戴上了包庇扬帆的罪名，成了“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要成员，在1955年3月被捕入狱。一直到20多年后“四人帮”垮台，潘汉年和扬帆才得以平反。然而，此时潘汉年已死于劳改农场，扬帆早已被逼疯了，就连来劳改农场接他回家的妻子儿女也相见不相识了。 　　 　　在谈了扬帆之后，过了一会，江青又问我，“你认识覃晓晴吗？” 　　 　　覃晓晴是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党员。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把她调来浙江工作的。 　　 　　我的脑子又从对扬帆往事的回忆中回到眼前。我说:“覃晓晴就在省妇联工作，我知道她，但不是很熟悉，听说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同志。” 　　 　　当时我只知道，扬帆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曾经整理过江青在上海那一段历史问题材料的事，不知道覃晓晴和江青之间还有什么隐秘的事。后来我了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时，覃和江同住一个牢房。覃回忆自己被捕原因，是因为江青首先被捕，在敌人面前供出了她。而江青后来说了谎:特务来逮捕她时，她已搬家了，因此，覃晓晴被捕了，她没有被捕。

覃晓晴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6年12月18日写下这样的材料:
　　
　　 1934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1934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得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1935年春，我出狱以前，向特务供认了我认识的“无名剧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鹤。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黑大个”)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先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后来我才意识到，江青知道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时，为什么不高兴，神态很不自然。对江青的品性我是比较了解的。她心胸狭隘，生性多疑。她不会不想到，因为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也因此怀疑我也了解她过去那段见不得人的历史。
　　
　　当她问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特务赵耀珊时，我警觉起来，不再说什么。我知道，赵是当年审讯江青的特务。江青怕他还活着。我只说，赵耀珊在南京镇压反革命时被枪毙了。她一直阴沉的脸，这时才有了一点笑容。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主席认为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案件，可能是你工作不虚心，得罪什么人了，是对你不满，有意见引起的。当时正好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江青一定要将这匿名信事件和那时政治斗争形势挂起钩来。她认为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不是同志之间不满、发私愤，而是一个政治事件，有其政治目的。后来主席没有再说反对意见，也就是默认了。
　　
　　动用了主席的权威，这一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出席，还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参加，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察。会议确定，“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会议并对案件进行了具体分析，把重点对象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这些侦查对象，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她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她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然而，时间拖得很长，案子还没有结果。
　　
　　当时受侦查时间最长、怀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
　　
　　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赖少其引起的。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过一个议案，要求组织上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
　　
　　江青极其忌恨贺子珍。公安部门注意赖少其后又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家关系密切，并且对贺子珍的处境深表同情，而且对毛泽东1952年在上海没有与贺子珍女儿李敏见面一事颇有微词。另外，赖少其又恰好是在华东文委工作！
　　
　　专案人员向柯庆施汇报之后，柯庆施认为曾菲“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于是公安部门找来曾菲的笔迹。经过鉴定，曾菲的笔迹竟然与匿名信的笔迹很相似！于是，曾菲成了重点怀疑和审查对象。
　　
　　然而，对曾菲进行了诸多秘密侦查，始终未发现任何证据。
　　
　　其间，江青催问了多次，她显然对案件迟迟侦破不了，感到不满意。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
　　
　　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虽然朱明自杀身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仍将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