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毛泽东一生中六个重要的“九月九日”

中新网韶山9月14日电今天下午，魅力湖南·2007中国网络媒体湖南游采访团来到此行重要一站：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

首先，采访团来到毛泽东铜像广场，敬献花圈，朝铜像三鞠躬。铜像落成于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为著名雕刻家刘开梁和程允贤先生雕刻。

在来韶山的路上，导游兴致勃勃地讲述了有关毛泽东铜像的有趣传说。毛泽东铜像到达韶山那天，正是寒冬季节，映山红盛开在覆盖白雪的漫山遍野，红红的仿佛朝霞，韶山的映山红又名红杜鹃，一般在春天盛开，在这个季节盛开确实从没有过的。

“更为神奇的是，”导游说，“在毛泽东铜像揭幕的时候，只见天空一边是金光灿烂的太阳，一边是圆圆的银色的月亮，竟然出现了日月同辉、普照天下的奇观。”

采访团来到毛泽东的故居前。这是一座土墙灰瓦的普通农舍。从故居堂屋转过右厢房，卧室、廊檐和碓屋之间，可看到毛泽东的全家照，日常器皿和各种农具，其中陈列着毛泽东少年时期用过的肩担、水桶、锄头等。在毛泽东的卧室里，桌上摆着一盏油灯，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经常在这盏桐油灯下学习。

毛泽东故居占地566.39平方米，建筑面积472.92平方米，房屋13间坐南朝北，堂屋与邻居合用。由厨房向东过横屋便到毛泽东父母的卧室。

毛泽东的卧室与其父母卧室相邻，有床，床边挂桐油灯。毛泽东卧室顶楼上有开口，顺楼梯可攀上。1925年6月，就在这楼上毛泽东召开了秘密会议，建立了韶山第一个中共支部。由毛泽东卧室向里，是一个长约7米多的天井，天井西南角是毛泽覃的卧室，毛泽民的卧室则在整栋建筑的最后。

故居前面是一个一亩地左右的池塘，此即南岸塘。绿水荡过桥洞另一侧，那里便是毛泽东小时候游泳的地方。

满眼望去，这里依山傍水，枫梓山、象鼻山等山环护周围，青松郁郁，翠竹婆娑，前塘夏季荷花飘香，绿水莹莹，风过处，荡起缕缕涟漪。南岸绿浪层层，整个山冲稻田依依重叠，春夏绿浪滔滔，一派田园景象。

大自然的气息使人心旷神怡，让人领略到“圣地”灵气和岁月的记忆。难怪有同行打趣地赞叹道：“果然好风水！”

9月9日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天，他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这天，毛泽东这个穿长袍、留长发，身子也显得特别颀长的书生，将率领三个团的兵力围扑长沙。此前，他已然是政冶家，但从这天起，握惯笔杆子的手抓起了枪，又走上了军事家的征程。此前，他也写诗，但从这天起，诗人毛泽东有了新的诗品，因为拿着枪的手再来写

诗，便是用枪声来押韵了。在这条诗路上敲下的第一个诗韵，便是起义开始之际写下的《西江月·秋收起义》。里面说：“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也正是在9月9日这天，毛泽东遭遇了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他被当地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了，在押送去团防局的路上，毛泽东机智逃脱，在一个水塘边的密草丛里躲到黄昏，才死里逃生。

不到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开始走上一条独特的革命新路——他把队伍引向了农村，这一路，走得很艰难；这一路更让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变得强大起来；这一路，毛泽东告别大城市，钻了整整18年的山沟，直到1945年……

12天前到达重庆的毛泽东，在这一天专门会见了后来成为亲密诗友的郭沫若。鲁迅逝世以后，郭沫若显然成为了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一面旗帜。一个是开启白话新诗道路的泰斗，一个是重铸传统诗词辉煌的巨匠。诗人的对话，在国共重庆谈判的时节，却充溢着政治的格言。

正是在这天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人们十分熟悉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而郭沫若在这一天送给毛泽东的那块产自瑞士的欧米茄手表，他一直戴到去世。

关系着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虽然玄机四伏，但毛泽东依然没有忘记诗。事实上，在会见郭沫若之前，词坛宿老柳亚子便前来拜谒毛泽东了。临走还向毛泽东索诗留念，可毛泽东没有作答。诗人徐迟请毛泽东题字，并问到怎样做诗，还说有人讲诗应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未做声，题写“诗言志”三字相赠。快要离开重庆的时候，毛泽东给重庆文化人留下了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词《沁园春·雪》，并应柳亚子之请，题写在柳的纪念册上。

毛泽东走了，一首《沁园春·雪》却在重庆引起一场罕见的文化风云。

读了《沁园春·雪》，柳先生立刻写了一首有名的和词，说毛泽东“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在日记中，他直称毛泽东为有史以来词坛“第一作手”。与此同时，国民党宣传部门则发动了对这首词的批判，甚至动员笔杆子要写出一首超越《沁园春·雪》的作品，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来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是没能拿出来，只得遗憾罢手。

于是，一首词让人们领略到了毛泽东不仅有统领雄兵百万的元戎之气，还有儒雅温恭的飘洒气派和文人作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给重庆留下《沁园春·雪》，无疑在政治的天平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果然，四年后的9月9日，今朝的“风流人物”便齐聚在了古都北京(时称北平)。

进了北平城的毛泽东，在这天正潜心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冶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所谓《共同纲领》，事实上就是一个即将加入世界“户籍”的新中国的“临时宪法”。

在这之前的所有奋斗，似乎都是为了这个新国家的诞生。这也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到毛泽东在这天修改的《共同纲领》，划出了从梦想到现实的历史轨迹。

于是，十天前，毛泽东早早地到北平火车站迎候一位客人。当列车进站停稳的那一刻，出乎在场许多人的意料，他又率先登上了车厢。这种礼遇，对中国共产党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曾有过。因为他迎来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从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宋庆龄便再也不愿来北京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在新中国就要诞生的时候，她应毛泽东之邀，高兴地来了，带着孙中山先生的遗愿高兴地来了。

开国时分，毛泽东更没有忘记那些牺牲的烈士。9月11日，他托回长沙探亲的朱仲丽看望杨开慧的母亲，还带去了书信，里面说：“皮衣一套，送给老太太。”杨开慧是无数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的英烈中的一个。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毛泽东在进北平城不久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两句。用它来体会毛泽东在9月9日前后的心境，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了。1956年9月9日

仿佛是一种巧合，七年前的这天，毛泽东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国家未来的“临时宪法”；七年后的这天，毛泽东也是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中国共产党发展方向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

七天前，毛泽东还收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出席八大的代表必须填写的登记表，他大概也是在这天，认认真真地在上面按要求写道：“姓名：毛泽东。性别：男。出生年：1893。民族：汉。籍贯：湖南湘潭县。现在职务：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

七年的路程，似乎都是凯歌行进。中国共产党把一个西方记者说“无论是猴子还是天使都没有办法治理的”破败凋敝的中国，改造成为了一个朝气蓬勃、万象更新的中国。到1956年的9月，迎来了不同寻常的收获时节，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思路在八大将确立新的方向。

在毛泽东修改的《政治报告》中便明确宣布：现在，革命的暴风骤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在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则进一步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9月15日开幕的中共八大，还以它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的几个“第一”载入了史册：它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代会实行常任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它第一次把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写进了党章,后来交通运输的现代化改成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第一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写进了党章。

火红的事业，火红的年代，蓬勃的活力，蓬勃的生机，当然还要配之以火红的诗情，蓬勃的诗句。于是，这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时，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71年9月9日这一天，在毛泽东的感觉中，绝不会是火红的和蓬勃的。

当时，他一路南巡，于9月3日0时到达杭州。从1953年以来，毛泽东40多次到杭州，一共住了800多天，杭州被他称为“第二故乡”，这次来，也是要多住几天的。但是，在9月8日晚上，他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杭州装备飞机，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的专运营线上“碍事”。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尽管已经78岁了，但岁月没有消磨他那罕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敏锐直觉。本来，从8月15日离京南下以来，他沿途批评林彪集团的多次谈话，无疑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于是，为了防止不测发生，在9月9日这天，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把自己的专列立即转移到离杭州远一点的绍兴附近。

后来得知，正是在9月8日，林彪下达“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当晚,林立果等人在北京策划谋害毛泽东的三种办法，地点就选择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成员于新野在9月8日晚上赶到杭州，向掌控杭州警备大权并直接负责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布置任务。随后，于新野又赶回上海，同王维国商量行动步骤。

9月10日，毛泽东即离开杭州，然后经上海一路返回北京。正是9月9日的决策，使林立果等人的谋害方案都没有得逞，否则后果是难以想像的。正像人们所熟悉的那样，接下来便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一场反对阴谋集团的政治斗争胜利了，毛泽东也经历了一场此前无法想像的遭遇。但是，在这一年，在这一个时期，毛泽东却没有写诗。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段诗情的岁月。“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多少预示了毛泽东晚年非常看重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前途的。

转过年来的1972年初,毛泽东病了，病得很重。这是他晚年仅有的两次病情危重的一次。另一次是他1976年9月9日逝世之前。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

这天凌晨，对当时的湖南韶山滴水洞管理员廖时禹来说，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9月8日上午，他们接到通知，说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晚上要来检查接待毛泽东回家乡休养的准备工作，但是，在深夜快12点的时候，他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张平化不来了。难道毛泽东不回来了?廖时禹心里直犯嘀咕。

事实上，在廖时禹放下电话不久，远在北京的毛泽东的生命便已走到了尽头。病重期间，像普通人那样的乡愁情思，促使他向中央提出回韶山滴水洞，中央也通知了湖南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可惜，这个最后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从9月8日零时起，便开始腹部人工辅助呼吸，血压高压到180，低压到80。11点左右，心律失常。下午4点，插上鼻咽管。晚上8点半，神志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食管的情况下，毛泽东这一天看文件、看书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50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看的。同书和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毛泽东，最后一次阅读，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7个多小时后，刚刚跨进9月9日的门槛，他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职教员学生一览表及同学录封面（1914年及1917年）。赵平摄

本组档案由“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职教员学生一览表”2册(1914年，一本为白底绿纹封面，共71页；另一本无封面，共23页)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录”1册(1917年，黄色封面，36页)组成，其中都记载有“毛泽东”的名字及其在校时的简单介绍，如年龄、籍贯、通讯地址、所在班级等，是毛泽东在一师求学经历的历史见证。

毛泽东选择湖南一师就读是偶然也是必然。开始时，毛泽东没有进学校，而是在湖南图书馆自学，也没有在外工作赚钱。他的父亲觉得他不务正业、不思进取，所以不再给他生活费，毛泽东衣食因此没有了着落。此外，他寄居的湘乡会馆已被军队占用，失去了栖身之所。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看中了第四师范(1914年与第一师范合并)的优厚条件：不收学费，膳食费也很低，而且学校的广告宣传为“教育为立国之本”。毛泽东经再三权衡后，报考了这所学校并如愿被录取，开始了他在湖南一师5年的求学生涯。

当时湖南一师的课程非常多，而毛泽东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了自己喜欢的课程上，如社会科学、文学、哲学等。他上课用心听讲认真做笔记，把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都工整地记录下来，课余和自修时间也孜孜不倦地钻研。

当时的湖南一师教学条件比较差，毛泽东抛开这些外界因素，坚持学习。他特意到最喧闹的地方去读书，为的是锻炼自己的意志，使自己在学习时心绪不受外界干扰，在任何时间和场所都可以很好地学习。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还养成了坚持锻炼身体的好习惯，如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长途步行等。这些都需要顽强的意志才能完成和坚持下去，他以身作则地向那个时代和周围的人群证明“我们需要坚强的青年，身体和意志都坚强的青年”。

毛泽东在学习期间也不忘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讨论时局。在湖南一师读书的几年里，连学费在内毛泽东一共用了160元，其中有1/3用在订阅报纸和购买书籍上。他还利用课余和星期天到附近的工农群众中进行调查访问，了解工农及社会各阶层的情况。

1917年下学期，毛泽东担任湖南一师学友会总务兼研究部部长，并主办了一个工人夜学，免费教工农识字、写信、算术等基本课程，使工农提高觉悟，增长知识，获得进步。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13人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吸纳了一批有为青年。它的成立也带动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进步青年，此后各地纷纷成立团体，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

刘歌宁(湖南省档案馆馆长)：1911年起，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工作历时8年。求学期间，他和志同道合的进步学生纵论国事，探求真理，主持学友会，主办工人夜学，成立新民学会，开展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在这里实现了由民主主义青年学生向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籍档案，见证了伟人的这段经历。(作者:朱华谭燕芳张敏)

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

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提前走出会议室，在休息室门口站着。很快，会议结束了，与会者陆续离去。当邓小平微笑着走过时，陈永贵上前招呼他进休息室，说有几个事要问问。邓小平犹豫一下，便点点头跟陈永贵进了休息室。

陈永贵见邓小平坐下点烟时，就迫不及待地说：“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邓小平听了，抽了口烟，朝陈永贵看看，笑了笑。后来陈永贵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可怕。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冷峻地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陈永贵不服气地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时候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两年半前，也就是1977年7月14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陈永贵见到了好久没见的邓小平。此次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原有职务。陈永贵会前握了一下邓小平的手，说：“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的。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邓小平望着朴素的陈永贵笑了笑，不露声色地说：“今后还得你多指教呢，永贵同志。”

陈永贵说：“只要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什么样的困难都好克服，毛主席离开了我们，还有他的光辉著作嘛，还有他的接班人嘛。”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把他拉到休息室，亲自给他递上一支大中华香烟，和他坐在一条沙发上谈了起来：“永贵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可能我们这些人不如你。我想请教你一下，你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邓小平说：“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

邓小平继续说：“恰恰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一些同志没有弄通毛泽东思想。比如‘四人帮’，他们口口声声喊高举，林彪都把话说绝了，你能说他们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吗？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

陈永贵张了张口，好半天才说了句“明白了”，其实他根本没弄清邓小平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
两年半过去，显然陈永贵没什么变化。据中央组织部同志反映，在邓小平复出前夕，他曾多次对华国锋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刚复出的薄一波也有反映：

曾经在1967年初，专程赴京批斗他的陈永贵，十二年后又在北京相遇。陈永贵虎着脸对他说：“有个常识你也应该知道，要不是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不管是你还是小平同志都不会平反昭雪，也不会重新站出来，更不会有今天！”

薄一波朝陈永贵看看，微微一笑，说：“按照有些人的本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应该平反。只是由于全党的努力，由于党中央大多数人的力争，有些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接受眼前这事实的。”

“邓小平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同志辞职后，中央收到大量山西群众愤怒揭发陈永贵的来信。

邓小平面对山西群众的揭发材料，脸色越来越严峻。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多数同志建议让陈永贵停职检查，邓小平也持相同意见。他轻叹一声说：“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陈永贵让秘书代他写了辞职报告后，邓小平找他谈了话。邓小平额上的两道浅眉往后一扬，将手中的烟斗一拧，说：“你作为一个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像我们当年也服从党的纪律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那就要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一切问题了。譬如对待‘四人帮’的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用刑法来处理。”

邓小平的话，对陈永贵有相当的震慑力。他隔了好久，才说：“我向中央保留我的意见，但我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

邓小平眯缝起眼睛，又点燃了一支香烟，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能上能下，譬如我在建国以后就两次被打倒，两次离开了中央的领导职务，但是我并没有倒下，也没有搞任何非组织活动，依然是严格地进行自我检查。我不是要求你像我那样，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按照党员的标准和纪律做。你并不是‘四人帮’，中央知道你在过去做了大量工作，这是好的。对于你的缺点和错误，你能认识多少就检查多少，中央并不要求你非要怎样。但是，你一定要严守党的机密，不要和别人搞非组织活动。”

他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哭过不久。他头上已摘去了那条熟悉的白毛巾。就连那身白布衣服，也看上去没了往日的光彩。他说：“都过去了，好似一场梦，不过我不后悔。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一场了。人总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是有造化的，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我在任何社会下都是能够风雨无阻的人，到了我这个地步，你想想一个农民大老粗容易吗？”

上世纪80年代末，当陈永贵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终于恢复了自己一个农民的本来面目。他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给他干事。我死了以后要把骨灰埋在大寨。邓小平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顾育豹摘自《金秋》)

在1953年之前的30多年间，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有多次不广为人知的重要交往，其中有1918年间在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家的相遇；1938年初，梁漱溟一赴延安与毛泽东彻底长谈；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与毛泽东等十名中共领袖坦率地讲叙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北京后，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他长谈……

远在清朝末年，梁漱溟原名梁焕鼎，居家北京城内崇文门英子胡同。他自幼对哲学兴趣颇大，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常在他心中盘旋。辛亥年，他加入京津同盟会。民国后，他担任《民国报》记者。南北统一政府时，他与沈钧儒一起任司法总长张耀曾的秘书，其间仍自学哲学，特别是佛学，由浅及深，确有所得。这时候，他的本家兄长梁焕奎有一位知交，名叫杨怀中，湖南人，常来梁漱溟家。一来二去，特别是在交谈中。梁漱溟得知杨怀中是对哲学研究有素的专门家，且在北京大学任教，就常常向杨讨教，纵谈哲学问题，彼此逐渐相熟。民国六年（1917年），梁漱溟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虽然年龄相差甚大，梁同杨竟成为北大哲学系的同事，又成为忘年之交。

时至民国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进客厅自与杨怀中交谈，这青年却从不加入。梁漱溟心想，这青年准是杨怀中先生的湖南亲友或同乡，从没有问过。后来，杨先生告诉他，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找老师来的。经杨向蔡元培校长的推荐，给这位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月薪仅八块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学习，晚间回杨家住宿。杨先生曾同时告诉梁，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梁并没有记住。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梁漱溟先生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中20年前的往事。他只是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

　　在延安，毛泽东与梁漱溟两次彻夜长谈，欲罢而不能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历时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也搞不下去了。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济宁接到老朋友张群先生转来的蒋介石邀梁去南京的电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所谓“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去参加“参议会”的。国民党军队“八一三”失利，国民党政府搬到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

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梁漱溟对此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是悲观。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会见毛泽东的念头。

梁漱溟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经张的介绍，梁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说，毛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谈话也安排在夜间。

头一天的谈话从下午六时至次日凌晨。时令正是冬天，延安气候严寒。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

梁漱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梁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才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泽东讲得那样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

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

梁漱溟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梁漱溟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若干次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梁漱溟怎能想到，毛泽东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完稿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正由于毛泽东《论持久战》这一力作的很快问世，就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

时间已到后半夜，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您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先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毛泽东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书名叫《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但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论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而梁漱溟很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梁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却不以为然，他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已经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

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在与毛泽东的两夜长谈之后，梁漱溟还到延安各处参观。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但人们热气腾腾，其精神面貌与国民党地区有鲜明的差别。这就像中共领袖毛泽东给梁漱溟的印象一样，是十分深刻的。

十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1951年梁漱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的路子对，而自己是错的。(摘自《1949年后的梁漱溟》汪东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7月版)

“我要枪毙你”

1966年10月1日，国庆大典照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里是人海花海和旗海。天安门城楼检阅台正中的麦克风，向广场，向京城，向全国传出了林彪带着浓重鼻音、时而拖腔、时而短促的声音：“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苍穹之间，立即口号震荡、欢声如雷。林彪狭长、苍白的面孔上，浮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这笑容，人们很难一眼看透。他举起握在手里的毛主席语录，在靠近胸口的部位，前后挥动几下，又扶正手中的讲稿，继续念下去。陈毅站在林彪右侧不远的地方，对他的一举一动看得十分清楚。林彪翻动着手中的稿纸念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听到这，陈毅心头一颤，脸色陡然冷峻起来。对于这种意见政治局内部有争论，尚没有结果。就在3天前，周恩来还根据中央的决定，召集了国务院各部、委、办党组成员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运动应该收尾了，不能再搞下去，要转入抓生产……可今天，林彪突然公开宣称“斗争还在继续”，言下之意，“文革”运动不能结束，还要继续开展下去！眼前这阵势，似乎也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潮将继续升级。一种难言的苦痛涌上心头。他感到一种威胁，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正向中国共产党紧逼过来！一幕多年都没有想过，深埋在记忆深处的往事，重现在眼前：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了武汉。陈毅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东征讨蒋”，乘船离开武汉顺江东下，8月4日到达江西九江，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此时起义军已南下，陈毅决意追赶起义队伍，终于在8月10日，找到了党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随即，他接受了周恩来的委派，去起义部队战斗力最强的第73团当团指导员。他走进第73团团部，还没落座，门口就跑进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面带惶恐地报告：全连120块毫洋的伙食钱被自己的表弟拐跑了。当时起义部队从南昌撤出来，战斗频繁，给养补充十分困难，120毫洋，那可以是一连人一个月的饭钱啊！团长黄浩生气愤地吼道：“我要枪毙你！”

参谋长余增生征求陈毅的意见。陈毅说服团长补发了他那个连的伙食费。陈毅走到年轻人的面前问：“你是哪个连的？叫什么名字？”

年轻人两脚跟一碰，高声回答：“七连连长，林彪。”

陈毅和蔼地说：“林彪同志，你既然当连长，以后伙食钱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

“是，”林彪感激地回答，“感谢团里的决定，今后，我一定自己背伙食钱！”

后来一年多没有给林彪晋职，一直到上井冈山后，因为领导成员伤亡大，缺乏带兵的干部，迫不得已，才提他当了营长……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高音喇叭里传出广播员激越洪亮的声音，整个广场随即发出阵阵“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林彪，你为什么不抵抗，你跑到哪里去？”

陈毅扶栏远望，雄伟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在蓝天下，像一枚巨大的感叹号，伸向遥远的战火纷飞、硝烟滚滚的年代，他分明听见了那一阵阵从历史深处传来的枪声。

1929年元月，漫天大雪。为了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井冈山、扼杀红军的阴谋，红军离开井冈山，沿山间小路经遂川、上犹、崇义县境向赣南出击，顺利占领了大庾城，朱德和毛泽东让部队准备在大庾城宿一夜，遂命令林彪任团长的第28团追击敌人，驱敌远离大庾城。不料，下午4点多钟，枪声逼近，敌人打回来了，担任警戒任务的第28团很快退下来了。毛委员认出提枪跑在前面的林彪，大声喝道：“林彪，你为什么不抵抗，你跑到哪里去？”站在毛委员身边的陈毅火了：“你是团长，要打反冲锋，把敌人压下去！”

林彪根本不理，提着枪从毛主席与陈毅跟前冲过去，往山坳坳里一蹲，再没露头。

群龙无首，部队还在纷纷往后退，情况危急万分，毛泽东看了看陈毅。

陈毅没说话，迎面拦住一个刚退下的排长，命令他立即带部队反冲锋，排长不敢违令，终于带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攻上山头，巩固了阵地。

恶战中，第28团党代表何挺颖挂了彩，毛泽东让陈毅告诉林彪：一定要抬着走，照顾好他。林彪当时满口答应，然而，待部队急行军到达龙南，陈毅去看何挺颖时，林彪却若无其事地说：“丢了！哪个管得了那么多！”

陈毅气得发抖，高声斥责：“你是团长，对于团的党代表都不能帮助，还有什么阶级友爱？！”

林彪满不在乎地转身扬长而去……

陈毅和林彪在长征以前分手，待解放后再见面时，林彪已是赫赫有名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1959年当上了国防部长，“文革”开始后，又成了副统帅、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

想到林彪在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讲特讲政变经；想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高喊“文革”是“罢官运动”；想到林彪对毛泽东“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以及“一句顶我们一万句”的颂扬，“不理解也坚决执行”的“忠诚”，深知林彪底细的陈毅，不难看出林彪手举语录的表象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居心。

“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陈毅的心思真想找人好好谈谈，他从休息室叫出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指着广场上的一条“打倒×××”的标语说，“你看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陈毅声音不高，却充满了忧虑和愤懑：“你看见了吧，‘文化大革命’！”

天近傍晚，两辆拉严窗帘的“大红旗”开出了京西宾馆，穿街绕巷，快速驶入中南海西门。车上坐着华东地区的几位第一书记，他们多次要求同陈毅谈谈，陈毅才临时决定在会议快结束时，请诸位到家来吃饭。

大伙亲热随便地围席而坐。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端着酒杯的老部下斟上一杯，然后把自己面前的小酒杯也倒满，举杯向众位说：“今天我们喝茅台，都敞开酒量，喝个痛快！我也不敬酒，大家尽情喝，剩下的，请大师傅喝光。干！”

人们没有吃菜，也没碰杯，有的一饮而尽，有的抿了一口，陈毅猛一仰头，杯中滴酒不剩。他把空杯子搁在桌上时又补了一句：“我酒量有限，不再敬酒，你们能喝的尽量喝！”顿了顿又说：“我们这些人一同吃饭，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句话说得声音不高，可是“最后一次”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张茜猛地一怔，随即埋怨身边的丈夫：“你不要瞎说嘛！”

“你懂什么！”陈毅一改平时对妻子的温存，冲着张茜怒吼一句。张茜意外地平静，温柔地说：“老总，你只能再喝半杯，这是医生定的量，对吧！”

“唔！”陈毅这才顺从地点点头。

反常，一切都反常，反常地令人眼眶发热，鼻子发酸。

这是在陈毅的家里，人们不必担心周围有耳目，气氛还是随便轻松的，大家谈本省的运动，谈自己挨斗挨冲的情景，无论是苦是涩，倒出来总是舒畅些。

陈毅见大家也无心吃饭，便端起酒杯说：“困难，我们都经历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哪边跑！”

大家屏住气，认真聆听老首长的临别赠言。陈毅顿了顿，又以浑厚的四川乡音说道：“德国出了个马克思、恩格斯，也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可以说是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死，怎么样？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最积极！”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如此之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说最后一句话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字字斩钉截铁。大家像陡闻炸雷，受到强烈震动。

陈毅拉开椅子，站起身，高高举起酒杯。大家也都起立，把手中的酒杯举起。陈毅深情地环视这些患难相扶、生死与共的老战友、老部下，充满感情地说：“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这就是最后一次！”

元帅最后这番话，分明是与即将出征恶战的将军们诀别！

大家挨个与陈毅碰过杯，一仰头，吞下这杯烈酒，不管对元帅的指点是否理解，这些非同寻常的话语全都铭记在他们心中了。（摘自刘培一主编的《元帅晚年岁月》）

“整整三十年了！”毛泽东感慨万千当年是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如今重返旧都，再整河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是变化万千！毛泽东对北京信心十足：“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于是，毛泽东带着他的班子“进京赶考”了。他说：决不当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他的愿望实现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北京雄风依然，稳如磐石！

北京，是华夏文化的北端地带，“一墙之外，逼近大虏”，它背靠南部广阔的汉文化区域，北视北狄，西拒西戎，东抗东夷。

北京，是华夏文明的出击站，从这里，中华文明走向全国；北京，又是华夏文明的凝聚场，全国各地的精英文化汇聚于此，在此碰撞、融汇。

北京有北京的优势。历朝都有自己的北京优势论。金元明清定都北京都是依据了各自的北京优势说。

金人认定，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中原，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是看中了北京的地理环境。北京在地理位置上的确独特，它为中原北方门户，有人讲它是中国的"龙眼"所在。它面平陆，负重山，南通江淮，北连溯漠，可称得上是“财货骈集，天险地利”，实为汴（开封）、洛（洛阳）、关中（西安）、江左（南京一带）皆不及也。

元代在辽金的基础上建立大都，这是蒙古贵族认识到北京位于东西地势的交汇点上，又君临南方，进可以扼控全国（事实也是如此，从北京南进的军事、政治行动基本上都是成功的：蒙古铁骑的南下，燕王朱棣的南下，清兵的南下，袁世凯的南下等等），退可以依托故地漠北，卷起首饰，骑上马，一溜烟就会遁入故地，这是以地利人和的建都原则为依据的。

明代建都北京，在老北京人的传说中是件有神秘色彩的事，徐达在刘伯温的授意下以射箭定都的传说，仿佛说明北京之成为首都是很偶然的。其实，明代迁都北京，有极为充分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个人情感的原因。它是中国文明从西向东迁移变动的结果。明开国定都南京，赖以推动全国，是符合明代人定都原则的，但蒙古势力返回并峙持于漠北，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如不全力守卫边疆，可能出现北宋第二。北京的地缘位置属交通要冲，占住北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关口（这是四条生命线），北京城外有太行山、军都山、燕山，地势高峻，明代人认为“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形胜甲天下，层山带河，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

清朝建都北京，自是出于弹压中原、雄霸九州的胸怀和眼光，也是出于退可出关的战略考虑。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的远见卓识者，认为要“以图进取”，必迁北京。皇太极的迁都北京是要占据这个关口从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1644年8月20日开始，清朝大迁都，10月10日正式定都北京。

三百多年以后，当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决定把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选定北京，这里边有着太多的理由和依据。而且一代伟人毛泽东以其见微知著的远见卓识，对新中国首都的选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统一全国的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考虑定都的历史背景。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历史，熟悉北京的历史，从历史的作用来看，定都北京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北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的现实背景。1919年在天安门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和人民领袖自然忘不了革命的发祥地。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北平城，由涿县乘火车到北平清华园。火车经过北平城墙时，毛泽东看了看窗外萧条的景象，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来过北平吗？我来过，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在路上连裤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现在三十一年后还旧国，真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哟！”是的，正是北京的革命传统带来了历史的天翻地覆。这里出现过戊戌变法，在黑漆漆的封建旧制度的天空中划过一道亮光；这里发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滦州起义，发生过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产生于此，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土壤也存在于此。在北京定都，是革命发展的合理结果。

当然，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反人民的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既反映出毛泽东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明确阐述：“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讲：“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3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正常。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定都北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作出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1949年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拿起一支烟递给王稼祥，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不住地点头。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的。

在那时，按照薄一波同志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的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 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实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我党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我党也与苏联领导人交换过意见。

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 9月28日，毛主席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底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主席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12月30日，毛主席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陈毅、罗荣恒、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召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接着毛主席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我党中央的意见。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同志，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显然，在建都北平问题上，苏联是同意中共意见的。因而，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

当然，把新中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共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如何把一个封建的帝都变为一个人民的国都。这是一次严峻的考试。

在进行迁往北平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不断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敲起警钟。他对工作人员讲：“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一到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这一天吃过早饭后，毛泽东正要迈步走出门口，周恩来迎了上来，问：“主席，休息好了吗？”

毛主席讲：“休息好了，我只要睡四五个小时，就有精神了。”

毛泽东讲：“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很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毛泽东自信地讲：“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76年，中国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吸引了世界的眼球。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也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7月28日，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消息公布后的15分钟内，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讯社便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新闻。紧接着，世界各大媒体发表和转载了大量赞扬毛泽东和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甚至用十多个版面刊登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和照片。世界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也纷纷对此做出反应。

毛泽东逝世后，世界各地对他的赞扬和哀悼如潮水般涌来。曾有记者这样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在他逝世后的10天里，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了唁电或唁函，105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到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降半旗致哀，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也开展了悼念活动。

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地快速度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就降半旗致哀。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发言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毛泽东逝世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都给了毛泽东极高的评价。美国总统福特在9日的唁电中称赞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认为“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国务卿基辛格以他特有的风格说:“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音乐歌手身上有一种‘颤流’，我承认我自己对此浑然不觉。但是毛泽东却发出了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毛泽东也赞赏有加，他称“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是给中国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认为，“新兴的中国就是他永久的纪念碑”。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外相福田纠夫则用带有崇拜的口吻评价说:“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毛泽东时还引用了后者的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认为“历史学家将会对毛泽东的事业和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做出估价。”此外，英国首相卡拉汉、法国总统德斯坦等各国政要都发来唁电对毛泽东大加赞赏。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中共中央对外宣布:“不准备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要来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美国对吊唁毛泽东也好像特别上心，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哈比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领袖等都一拨一拨地前往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

在其他国家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吊唁的人也络绎不绝。在日本，毛泽东逝世后两天内就有1700多位各界人士到中国大使馆吊唁。日本还有一位从1967年开始就收听北京电台广播的朋友，他每年都把他在五月里亲自采制的茶叶寄给毛泽东。在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他又带来茶叶委托大使馆转交给毛泽东的家人，以寄托哀思。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许多友好人士是带着全家老少来中国大使馆吊唁的，其中不少父母在毛泽东遗像面前给孩子们讲述毛主席的生平和中国历史，许多刚学会写字的儿童在吊唁簿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毛泽东的逝世表现出了更大的悲痛。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朝鲜后，朝鲜党政领导机关决定9月10日到18日为全国哀悼期，并规定18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体育活动。18日下午4时，当中国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时，朝鲜举国上下也就地肃立三分钟致哀。哀悼期间，朝鲜各党政机关的干部、群众团体的代表、工人、农民、人民军官兵、青年学生共一万多人到中国大使馆吊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共收到朝鲜各界发来的唁电、唁函5200余封。

在中美洲的牙买加，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黑人农民从百里以外的农村赶到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他送上了一束新鲜野花默默悼念毛泽东主席。还有很多前往吊唁的人一边痛哭一边唱着国际歌，悲痛欲绝。

在法国、联邦德国、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刚果等国，各界人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游行。在毛泽东逝世的当晚，联邦德国的一些马列主义组织就分别在几个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游行人群打着写有“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光荣永远属于毛泽东同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大标语，高举火把，抬着用黑纱和鲜花簇围着的毛泽东遗像在大街上缓步前行。埃塞俄比亚借着纪念“革命日”两周年的机会，发动了有10万人参加的纪念毛泽东大游行，是所有国家中游行规模最大的。

9月11日，法国各界人士1万多人开始游行，游行队伍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举行了追悼毛泽东的仪式。刚果政府不但组织了游行，而且还决定今后每年将在毛泽东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正式纪念活动。在巴基斯坦历史文化名城拉合尔，八百名工人组织了哀悼游行。由于找不到巨幅的毛泽东画像，巴基斯坦著名画家马哈茂德·巴特便连续工作六个小时绘制了一幅，并放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世界上唯一对毛泽东逝世“不闻不问”的大国是苏联。就在联合国降半旗、各国政要发唁电、多国群众游行悼念毛泽东这位伟人时，苏联却显得异常地平静。莫斯科的众多报纸甚至都没有报道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苏联的《消息报》也只在倒数第二版的一个角落里发了一则寥寥数行的报道。而在苏联的另一份重要报纸《真理报》上却出现了针对中国的威胁性文章，文章称在毛泽东逝世后，如果中国不在一个月内采取与苏联和解的政策，那么苏联有可能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决定”。其实在苏联的普通民众中有许多人，尤其是一些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人，对毛泽东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怀有深深的敬意，但在当时中苏交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无法公开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哀思。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后，旅居多伦多的原中共领导人张国焘被问及如何评判昔日的对手之死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而历史推翻了他的预言，在毛主席逝世30年后的今天，他的思想依然对当今的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许辉） http://news.qq.com/a/20071224/001787.htm

解密历史：何键为什么派兵挖毛泽东祖坟(组图)(1)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71227/145801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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