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与红卫兵

毛泽东的第二任秘书田家英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自杀真相

田家英，一度是毛泽东最喜爱、最器重的秘书。然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田家英选择了一条自杀的绝路。由深得领袖赏识到被迫自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年毛泽东最喜爱的秘书田家英

１９４２年１月８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还专门找田家英谈了话。１９４８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直到他１９６６年死难为止，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１８年。

从骨子里说，田家英是一个书生气很足的人。他给毛泽东当秘书多年，对于国家和党内的核心机密，所知甚多，他却没有能够从中悟出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没有在风云起伏中变得应对自如，立足于不败之地。相反，他的正直，他的刚烈，他的鲜明爱憎，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责，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冲击波中自杀。

田家英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泽东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毛泽东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这样，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

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上，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上，都作出了很好的成绩。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毛泽东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

裂痕产生

田家英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那种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当中去。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比较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后期，他对毛泽东的方针有所怀疑，对毛泽东的为人也有所批评。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的反“左”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行，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在庐山田家英还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３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和一些言行，受到冲击，毛泽东出面保护了他，使他安全过关。但是，思想上的裂痕，却从此产生了。

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但是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他从现实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也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

比如说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家英奉毛泽东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自己的认识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严厉批评田家英说，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田家英。毛泽东把“单干风”看做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在原则问题上，他对于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替他说了一些话，使气氛得到缓和。田家英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和在庐山会议上一样，他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不涉及他人，不推卸责任。

失去信任

１９６３年５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

同年９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的要求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也是两个主席之间的差异，田家英离毛泽东的思路越来越远。田家英的书生气，田家英的正直，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他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

１９６５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１９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急忙讨好江青，把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和订正毛泽东杭州谈话的时候，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以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抓住不放，给田家英定了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横加迫害。田家英因为《海瑞罢官》的问题得罪了江青，这位刚直不阿的“书生”，又因为对“顶峰”论、“最高最活”论的批驳而惹恼了林彪。这是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９日的事情。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为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起草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发明”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对于这些提法都是有看法的，为了慎重起见，罗瑞卿当场打电话给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田家英，询问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明确地回答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既然讲活，就会有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田家英的这些话，在罗瑞卿被批判时又被揭露出来，田家英反对毛泽东的“罪行”，也增加了新的内容。

陈伯达的政治野心，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而日益膨胀。他常常向田家英询问，毛泽东在读什么书，讲了什么话，刺探风向。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这一套很反感，公开地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鄙视。还有，陈伯达和田家英分别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和副主任，陈伯达对研究室的工作却经常撒手不管，田家英把工作领导起来，陈伯达却污蔑田家英越权，田家英不能忍受这种污蔑，与陈伯达当面对证，这使陈伯达对他的仇视更加深了。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田家英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悲愤自杀

在１９６６年５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５月２２日下午３点，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

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他又被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这一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了！

这一天晚上，开完会，已经很晚，田家英连夜清理文件。满腔悲愤的田家英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正在这时，急促的电话铃声在深夜里刺耳地响了起来。田家英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话，是戚本禹傲慢地要他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戚本禹本来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做过信访工作，因为一篇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的注意。现在，趾高气扬的戚本禹，要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好不得意！田家英盛怒之下，没有等他说完话，就把电话摔了，“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签字，我偏不去签字！”５月２３日上午，田家英在中南海内自杀身亡。他的临终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李大钊惨死背后:被敌人绞刑3次 历时28分钟http://cul.sohu.com/20070904/n251954530_3.shtml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敌人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李大钊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钊还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狱中自述》，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李大钊在《自述》中自豪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敌人转而采用软化引诱的办法。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出马，他以同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许以高官厚禄：“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

　　李大钊轻蔑地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李大钊被捕，举国震惊。中共党组织、工人群众、知识分子和各界进步人士千方百计进行营救。4月10日，北京大学等在京9所高校联合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向北京政府和奉系首脑递交了一份意见书，要求：“（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

　　新闻界为营救李大钊，也广造舆论。4月15日，《世界日报》刊登了市民李公侠致张学良的一封信，列举了10条要求宽赦李大钊的理由，其中第八条写道：“且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

　　面对来自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大压力，张作霖一度动摇迟疑。就在这时，已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亲自出面，推波助澜，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处死李大钊。

　　为了博得帝国主义支持，和蒋介石携手言欢，张作霖下令杀害李大钊。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

　　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

　　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就义前留下的遗照，目光和悦，泰然自若，宛如平日。李大钊第一个从容走上绞刑架，凶残卑鄙的敌人为了折磨李大钊，竟绞了他三次，历时28分钟。

　　李大钊牺牲时年仅39岁。他被害的当天傍晚，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当时她们还不知道噩耗。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哭着回到家中。《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