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的敢作敢为，常使人想起湖湘文化中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刚烈精神。(资料图片)

《党史信息报》：卸任总理朱镕基生活近况

    出湖南省城长沙，沿107国道东行32公里，就到了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朱镕基总理故乡。

    转上一条水泥小路，蜿蜒入山，两旁时见青竹婀娜、杂花间树，再行二三公里，地名棠坡，朱氏祖屋“恬园”就曾坐落在此，“以前好大一片屋咧，60年代全拆光了。”和平村村委会的小宋说。

    “朱镕基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童年时光。”和平村村支书黄自力告诉记者，“他大概到9岁多才离开棠坡。”朱氏祖屋所在处，现在是一个苗圃，遍栽紫色的红槭木，开阔的地势，犹可想见当年的规模。

    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清末文豪吴南屏，曾于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元1873年)受邀到此做客，并挥毫赞叹恬园之美：

    “恬园，长沙朱氏之山庄也，地名棠坡，去会城东北六十余里，古驿道旁，岗岭回复，数转乃入，至则柴关矮屋，甫见竹树间游与乃伫，客惊而问，不意所称恬园者之在此也。”苗圃右边有一四角凉亭，亭中有古井一口，上有记载，“朱氏祖井，始建于清咸丰四年甲寅(公元1854年)，位于泞坡祖屋进门丹墀中，有石砌围档，井水清凉甘甜”，这口井自开凿之日起，清泉不绝，朱氏家人及族中所办的学校，都以此为饮用水，至今100余年，不盈不1995年，湖南省地质勘探队还特意彩井水作了个鉴定，结果为“特优质矿泉水”。

    80多岁的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小时玩伴，她拄着一根棍子，颤巍巍地领着记者，“你看，那个平地上，我们小时候玩过跳绳的地方。”老人还记得，“细时这个伢子很灵凡(注：长沙方言，聪明之意)，也很老实，别个打他，他就哭，说：我不打你、我不打你。”算起来，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堂嫂，老人年事已高，“几十年前的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不过朱镕基并没忘记这位童年的玩伴。

    据老人的家属介绍，1996年朱镕基那次回长沙时，还特意请人将老人接到长沙小住。

    翻过朱氏祖屋所倚的小山，背面就是朱氏祠堂，1961年嫁到村里来的易翠兰，对这个祠堂记忆犹新，她用树枝在地上画起来：“先是一个池塘，从一座小桥过去，接着是一个大操坪，迎面是个大照壁……”按照几位村民的回忆，祠堂足有六七进，雕龙刻凤，气势恢宏。

    这座祠堂给当年的孩子们带来很多欢乐，但在1960年代同样未能幸免，易翠兰当年就曾参与拆屋的行动。现在这片故地上，几幢民房杂乱相间，只有一株两人合抱的银杏树，得以幸存。

    岷藩后裔

    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曾对棠坡朱氏的历史作了梳理，从他整理的资料来看，棠坡朱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属于朱元璋第十八个儿 子岷庄王这一支，朱镕基应该算是岷藩十七世孙。

    关于岷藩家族，刘佑平先生的《中华姓氏通书·朱姓》中有如下记载：岷藩开基始于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周妃所生的庶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封为岷王，原建国于岷州(今甘肃岷县)。洪武二十八年(1399年)朝廷实行削藩政策，岷王朱*因被西平侯汰晟告发不法，被废为庶人，远徙福建漳州。朱棣称帝后，他恢复爵位，回到云南，但此后又在永乐六年(1408年)被削除护卫、官属。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令朱*自云南北迁至湖南武冈。1450年朱*去世，谥为庄，史称岷庄王。

    岷藩后裔在武冈生息100多年后，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朱氏家族四散逃离，其中的一支逃到了长沙棠坡，朱天池(即镕垂)老人曾到云南、武冈等地调查过这段历史，“经过动乱后，逃到棠坡的只有几个人，而且很穷，只能靠教书为生。”按后来的阶级分析观点，这时候的棠坡朱氏一穷二白，算得上赤贫，在其后的几百年间，他们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创业过程。在此期间，朱家陆续有人入仕，但从后来的记载来看，真正让朱氏家族脱贫致富的，是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字雨田)，朱氏族谱的记载中说，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粮食丰收，谷贱伤农，达到了千钱三石的低价，朱雨田倾其所有买入，次年天灾，粮价飞涨十多倍，朱家从此“起富不愁衣食”。并开始广购田产，在城乡筑室置房。

    关于这段轶事，长沙市地方志中亦有记载：朱雨田此后转贩盐茶、设钱庄、开矿业，终于成为长沙首富，他修建的朱家花园，“登之可极尽岳麓湘江之胜，名于是邦矣”，列为长沙园林之首。

    据长沙市志的记载，朱雨田暴富之后，乐善好施，在长沙设保节堂、育婴堂、施药局、麻痘局，置义山、办义学，并疏浚新河、赈济灾民，方志中评价，他是“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

    朱氏家庭从此富甲一方，子孙兴旺，多时人丁上百人。在棠坡，朱家因为扶危济困，到今天仍赢得乡亲的赞誉，67岁的村民王玉龙告诉记者，那时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开仓济贫，而村里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以及两担石灰，用于埋葬。

    村民彭建武的妈妈，当年在朱家所办的学校免费读书，该村所有贫家子女，均免费就读于朱氏族学。彭建武说，解放后朱家人在村里没有挨什么斗，因为他们不是恶霸地主，“是好地主”。

    时至今日，和平村1200多人，300余户，但朱姓已经很少，村支书黄自力说，“朱家后人基本都出去了。”

    乱世孤儿

    朱镕基的父亲名宽澍，字希圣，他是个遗腹子，其父还没有见着他的面，就已去世。

    朱希圣有兄弟6人，另有姐妹数人，他排名老幺。据闻朱希圣绝顶聪明，年少即博览群书，颇有抱负，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自号“清醒上人”。

    朱希圣十多岁时，就染上了肺病，俗称“痨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基本无法医治。朱天池告诉记者，朱家长辈于是决定，给朱希圣娶亲“冲喜”。

    “冲喜”是当时农村的古俗，一般是男方家有人病危，急需有个内当家主妇，再就是希冀以结婚的大喜来冲刷晦气，让喜神驱逐病魔，以期让病人因此脱尽晦气而康复如初。

    朱镕基的母亲张氏(注：海外媒体误为余氏，余氏实为朱天池之母)就是这一情况下，匆匆嫁入朱家，从后来情况推断，时间应该在1927年末到1928年初。朱天池回忆：张氏的个头比较高，“长得很俊秀”。

    “冲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张氏怀孕后，朱希圣身体日渐羸弱，没等到孩子出生即英年早逝。1928年10月1日，当朱镕基出生时，她的母亲张氏也感染了肺病，无法给孩子喂奶，其时朱天池胞妹朱荔裳刚刚出生，伯父朱宽浚遂将镕基接到家中，让妻子给他喂奶。

    从没尝过父爱的朱镕基，与母亲相依为命，朱天池回忆，当时朱家长辈对孤儿寡母格外照顾，几位堂史弟音也相处亲昵，那时朱氏长辈都喜欢唱京戏，每到闲时，叔伯史弟便相聚一起，拉二胡、打锣鼓，唱功好的便一展歌喉。耳濡目染，朱镕基等几史弟竟也无师自通，爱上了这一“国粹”，甚至后来当上总理，朱镕基仍乐于在一些场合展示自己的京剧唱功。

    朱镕基跟大哥镕坚的感情尤其好，后来的交往情况，似乎也可佐证这一点：1998年，身在美国的镕坚90大寿暨婚庆60周年，朱镕基特意题辞“金石不渝、百岁可期”，以资祝贺，这应该是“诫题辞”的朱镕基，送给亲属的惟一墨宝。

    朱氏大家庭在朱镕基出生的时候，已经准备分家，此后不久，朱宽浚赴扬州工作，举家东迁，直至抗战前夕才返回，朱镕基母子分得的那份田产，便委托给“满伯”朱学方代管。

    不幸之事在朱镕基9岁多的时候再次降临，染病已久的母亲张氏辞世，朱镕基父母双亡，成了孤儿，朱学方负起了抚养他的重担。

    在朱镕基幼失怙恃的岁月中，时局同样不稳，可谓兵荒马乱：在朱镕基出生前，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许克详率独立三十三团，空袭共产党在城内的各类机关，是晚11时许，长沙城内杀声震天、尸横遍野，大屠杀还波及到湘潭、常德、浏阳等20余县市，共产党及群众“遇难者上万人”。

    共产党随即在湘赣边境发动秋收起义，并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动员令，长沙城内也秘密筹划武装暴动，以作策应，国民党全城搜捕“叛党”，恐怖气氛笼罩全城，秋收起义部队未经训练，不敌国民党优势兵力，被迫转移。

    在朱镕基出生后不久，红军曾两次攻打长沙，并一度攻克，此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距长沙仅数百里，长沙因此成为国共两党交锋的前沿，历经“围剿与反围剿”战火荼毒，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而到了1938年11月，日机轰炸长沙，形势十分紧张，据《长沙人民革命史》记载，蒋介石电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12日深夜，担任放火任务的警备第二团某部误听电话，以为日军已进市点火，是为“文夕大火”，这场大火连烧3天，死者3000多人，全城80%房屋被焚。

    性格之源

    父母接连撒手西去，对于一个不满10岁的孩童，无疑是人间惨事，后来抚养他的朱学方老人回忆，家庭不幸，加上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悲惨身世使得朱镕基少年早熟、发奋努力，且养成了处世深沉稳重的性格。 

    朱天池对朱镕基的性格养成也作过分析：他幼年与寡母相依为命，虽然族人颇为照顾，但遭受些白眼想来在所难免，而在少不更事时，孩童间的嬉戏，身材瘦弱的朱镕基也受了不少欺负。朱天池记得，当时和朱氏子弟住在一起的还有任氏兄弟，他俩十分顽皮淘气，常欺负朱家子弟，别的朱家子弟对他们都退避三舍，而朱镕基表现出倔强的个性，即使被打倒在地也决不认输。

    或许正是由于幼年的苦难经历、加上此后求学的颠沛流离，使朱镕基感同身受，同情弱者贫者、反感仗势欺人、仇视为富不仁痛恨墨吏。后来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为农民的穷苦泪洒宁边，为长沙的溃堤九江掬泪……实有真情动，实有苦衷在。

    而在被问及卸任之后时，朱镕基说：“全国人民如果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了！”朱镕基的为官理念，其实可以在他的几位先祖身上，找到一点影子：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十五世乔生府君，就是一个颇有官声之人，他辅佐鹿传霖治理四川时，冬季官府救济贫民，某官员私藏了几件衣物，贫民投诉，乔生闻之，正欲起身，突然岩墙倒塌，打伤府君左足，民众争相拥出，乔生府君不顾足伤之病，厉色严斥该员，数以改过，该员深感愧疚，将衣物一一退还。乔生后来“历署诸道、颇得民心”，在他返乡时，民间每家“置明镜一方、清水一盏、白菜一叶，焚香跪道，爆竹声十里不绝。

    这位乔生还是一个刚直不阿、从不奉迎之人，族谱中记载，在一次慈禧太后的接见中，众官员皆吹捧慈禧有“宋宣仁太后”之德，乔生“独默然不语”，瞿鸿机感叹：“憨哉，乔生不可及也。”在朱氏先祖中，金陵为官的十五世鞠尊府君，因为“修沙洲圩闸、修惠民河，民勒石记之”。而到了朱镕基伯父朱介侯(即朱宽浚)这一代，则以“奉公循理、不伐能不矜功”为宗旨，历任湖北黄安(今红安)、江陵令，“才明识裕、为官运亨通俱优”，这位介侯公因为看不惯“污吏横行、国事日衰”，在宣统年间黯然挂冠而去，归隐棠坡田园。（张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