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向来以老庄之道为修身之本，经过这次变故，他回顾了家族30多年来的历史，“吾家自道光元年(1821)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极平安。自咸丰年来，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壬子(1852)科，余典试江西，请假归省，即闻先太夫人之讣；甲寅(1854)冬，余克武汉田家镇，声名鼎盛，腊月二十五甫奉黄马褂之赏，是夜即大败，衣服、文卷荡然无存；六年(1856)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师于外，瑞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合围之时，气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丧；今年(1858)九弟克复吉安，誉望极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衔谕旨，初十即有温弟三河之变。”(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与诸弟书，中卷，287)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此时的他虽然仍未放弃改葬祖父母和父母的想法，但是，求平稳的念头已经重于追求富贵功名：“人力所能谋，只能求免水、蚁、凶煞三事，断不能求富贵利达。明此理，绝此念，然后能寻平稳之地。不明此理，不绝此念，则并平稳者亦不可得。”(咸丰九年正月十三日与诸弟书，中卷，292)“须将求富求贵之念消除净尽，但求免水蚁以安先灵，免凶煞以安后嗣而已……以吾所见所闻，凡已发之家，未有寻得大地者。沅弟(曾国荃字沅甫)主持此事，务望将此意拿得稳，把得定，至要至要！”(咸丰九年二月初三日与诸弟书，中卷，295)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对风水及其他迷信活动进行批评。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闻听弟弟曾国潢(字澄侯)迷信活动后，写信回去，语气颇为严厉地批评了他：“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今年白玉堂做道场一次，大夫第做道场二次，此外祷祀之事，闻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节，已失家风矣。买地至数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节，又与家风相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来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以后尚祈卓识坚定，略存祖父家风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咸丰十年十二月廿四日与澄弟书，中卷，412)曾国藩对风水已经转而持批评态度了。

　　到此时，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经历了由不信到热心再到批评的转变：早年他不信风水；1847年，他官升几级，便开始相信并热心于风水；1858年曾国华阵亡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家史，开始批评风水之类的迷信。总体而言，他对风水可以说是信而不迷。曾国藩之后，朝中许多大臣在反对“洋人”修建铁路、铺设电线、开办电报业务的提议时，将破坏风水、断绝地脉作为重要理由。比起他们来，曾国藩在风水的问题上要理性得多。至于近年来，有些人又把风水奉为科学，说“风水文化”历久弥新，越来越放射出它的光芒等等，则更是无稽之谈。

[转载]鬼神护吉穴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吉穴是有鬼神土地守护的，不让无福无德的人霸占。这种观念，可从以下一段故事中反映出来。

    北宋时，江苏无锡境内有一地名“吴塘门”，夹于吴塘山东西峰之间，相传其中有一大富大贵的吉穴。当地民谣有云“吴塘东，吴塘西，玉兔对金鸡，代代出紫衣。”

    结果，此吉穴被南宋名流尤袤所得，用以安葬其父尤时享的骸骨。

    据当地故老相传，尤袤葬父后，便在墓旁结划庐守孝。一晚，忽见有无数“天灯”在天际浮游，隐隐可见有许多金甲神，簇拥着一位器宇不凡的贵神在天际巡视。

    忽然，贵神若有所感，指着尤袤父亲的墓穴，问左右两旁的金甲神说：“此地将发福三百年，非有大福之人不能享有，不知是何人葬于此地？”

    金甲神回答说：“无锡人尤袤刚刚葬其父于此。”

    贵神说：“尤家并无福分享用此福地，明日当命雷神轰之，把墓穴与棺木轰走，好让此福地留与有福之人。”

    贵神与金甲神在云端对答之言，万袤听得清楚，当即吓至魂飞魄散。为了保存父尸，便立即跪地向空遥拜贵神，叩头有道：“先父骸骨既已安葬于此，实在不忍见父墓惨遭雷电轰毁，万望贵神手下留情，只要能保存父墓，情愿以已身代遭雷轰之苦。”

    金甲神亦从旁替尤袤产情，贵神沉吟半响，然后微点头道：“尤氏虽累世修德，但其福德尚不足享用此吉穴。现在姑念尤袤忠孝，姑且容许其继续享用此地！等待三百年后再作处置吧！”停了一会，继续说：“尤袤情原以身代父，孝感动天，可免受雷轰之苦。”

    尤袤听闻贵神此言。大喜过望，忙向贵神跪拜叩谢。

    自此以后，尤氏一门子孙，世代皆由科甲入仕，功名不替。

    “佳穴留与有缘人”这种观念深入民心，许多与风水有关的民间传说，均把人与地的“缘分”说得出神入化，有缘的，必定会机缘巧合地获得福地；无缘的，千方百计追求，仍是阴差阳错失者交臂。种种变化得失，民间传说中描述光怪陆离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