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院士”为何反对中医              标签：何祚庥 伪科学 中医

  ８０高龄的何院士曾经是我景仰的人物之一（当然那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偶然从官方报道中得知，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那时叫学部委员，理论物理学家等等，呵呵，人的名＼树的影么），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何老先生了解程度的加深，越来越觉得自己年幼时的无知．正如一个女人在嫁给了一个心仪的男子之后发现他原来是个骗子加流氓，其心碎的程度可想而知，原来的美好感觉都变成了受侮辱的想法，这时候要想再维持那种美好的感觉，那就需要同流合污或干脆麻木自欺欺人．否则，只有痛苦忍受．当实在忍无可忍之后，那就选择决然离开．今天，在＂６．１＂＂儿童节＂的今天，突然又发现何院士在广西大学鼓吹要取消中医，我不禁想对此说几句话．

　　其实，真正来说，何院士说中医要取消，除了只能说些中医是伪科学之外，并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这当然与何院士一贯的作风一样，何院士只要判定是伪科学的东西，一般是不需要通过什么科学论证的，他只需要发表一个＂正确的＂命题，然后说某些比如＂中医＂与其命题相违背就可判定那是伪科学．我说这些是有根据的，下面的援引的一些资料可以佐证我的看法：

　　自解放初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学术领域发动的批判运动一个接著一个，几乎波及到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从学生时代就热衷于「自然科学的阶级性」的何祚庥，在这些学术批判运动中如鱼得水，十分活跃，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1952~1953年：批「摩根基因遗传学说」

　　在前苏联有一个李森科事件。李森科认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飞跃而成为与母种截然不同的种。在遗传和育种问题上，他从30年代起就反对「摩根基因遗传学说」，并贴上「资产阶级科学」的标签。由于得到斯大林的信任而飞黄腾达。苏联一批有才华的生物学家因此受牵连，惨遭迫害。当时的中国也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批判基因学说的运动，大力宣扬李森科一派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科学真理成为政治干预的牺牲品。何祚庥等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大旗下高唱「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见1)，对我国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摩根的学生）发动围剿，谈家桢不得不违心地为自己坚持摩根的学说而做了检讨，使我国的生物学家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见 2、3)，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国外生物学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 1958年：批「共振论」

　　本世纪初发现苯的克库勒模型以来，数十年一直未能对苯的化学结构给予合理的解释。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鲍林提出「共振论」概念，合理的阐述了苯的化学结构，此为量子力学在化学结构学的开始。何祚庥等认为「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指责克库勒模型的学说是「阶级调和论在科学界的反映」，成百的结构化学专家因此受株连而检查「资产阶级立场」，中国量子力学研究因此受到严重冲击而长时间中断 (见2)。

　　3) 1965年：批「控制论」

　　著名犹太裔学者维纳（曾在清华任教，是何祚庥的校友）在有关控制论的著作中讲述了一个故事来表明他的观点：二战时期，高射炮对敌机的命中率非常之低，因此盟军方面组织了一批科学家对此进行攻关。研究发现，老鹰在捕捉兔子是很少失手，这是因为，老鹰脑子中有一套反馈闭环系统，能根据兔子的方位、速度不断调整自己的飞行路线，直至成功。将类似的系统装在高射炮上，使命中率大为提高。由此维纳认为生物界和非生物界存在一定的共性。何祚庥认为阶级之间尚不能调和，何况生物与非生物乎？何祚庥等人用简单的「阶级调和论」等武器就把多位科学家斩于马下(见1)。　　

中国一直与诺贝尔奖无缘，然而，历史上我们曾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何祚庥在其中也扮演著极不光彩的角色。

　　4) 何祚庥对唐孝威的论战

　　唐孝威院士现在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70年代末，领导中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个高能物理科学实验组，来到德国汉堡进行国际合作研究，他在那里结识了日本的小柴昌俊。两人对质子衰变实验都产生浓厚兴趣，回国后打算继续合作，由于需要高山环境，实验准备在中国进行。然而，由于何祚庥等人对唐孝威的「自然科学的阶级性」论战，中国政府没有批准这个项目。2002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的时候，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何景棠研究员 (唐孝威的学生)正在美国做访问研究。当他看到日本的小柴昌俊赫然出现在获奖人名单中时，挥之不去的中国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痛苦涌入他的心潮。他的那篇《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与中国人擦肩而过》(见4) 讲述了这段20年前的往事。当年在关键时刻，何祚庥在《物理》杂志上攻击唐孝威的质子衰变研究，是违反了能量守恒，无异于说唐孝威连起码的常识也不懂。直接影响了有关部门领导作出不支持实验的决策 (见5)。

　　5) 「层子模型」 --- 何祚庥对刘耀阳的论战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大奖的「层子模型」是何祚庥一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根据毛泽东「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创立的一个基本粒子的模型理论，带有当时很强的政治色彩。现在我们知道，「层子模型」的指导思想与盖尔曼的「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夸克模型」是对着干的，盖尔曼因「夸克模型」获得诺贝尔奖。但我们现在把这条界线隐盖了，干脆把「层子」说成是「夸克」。据《科技日报》报导，中国科技大学很有才华的理论物理学家刘耀阳，在1964年他还是年轻教师时，就坚持物质「不是无限可分」而取得了与盖尔曼「夸克模型」相似的成果。应该说刘耀阳有很好的获诺贝尔奖的条件，但刘耀阳获奖的机会被扼杀了，他的论文只能象征地作为是对「物质无限可分说」的争鸣，摘要发表在国家一份刊物的末尾 (见6)。

　　何祚庥积极鼓吹不仅层子是存在的，而且层子下面有「亚层子」，「亚层子」下面有「无子」，「无子」下面有「前子」，「前子」下面有「毛子」，等等。「无子」即无产阶级子，「前子」即前进子，「毛子」即毛泽东子。这些「子」们是否真的存在，虽然目前还没有结论，但应当说，这些「子」的名称确实闪烁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光辉。

　　按照波谱尔的分界标准，「物质无限可分」这个命题根本无法证伪，因而只能是伪科学。但何祚庥的工作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承认，「层子模型」的论文荣获国家自然科学进步奖，这也是现在有关他的报导中常常提到的所谓重大贡献。事实上，原来是个「伪科学」。

　　6) 何祚庥对崔君达的论战

　　90年代何祚庥大力倡导一个「τ—C工厂项目」(寻找「层子」)，这是一种比电子对撞机更高一级的物理学研究设备。何祚庥为了引进这个项目，当时国家拨付了500万人民币的预研经费。但有位天津大学的崔君达教授从理论上对层子的存在提出了一点异议，结果在 1996年引发了中国物理学史的一场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何祚庥作为核心人物组织了大量的物理学家甚至文学家加盟，动员了《科技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一大批媒体参战，对崔君达先生进行打压和围剿，何祚麻说崔教授的「复合时空论」是「病态科学」，崔教授是「病态科学家」。并于1996年9月2日将此发言稿发表于《科技日报》上(见7) 。最后，中央最高层招回扬振宁、丁肇中进行咨询，经过慎重和广泛的咨询研究论证后决定：τ—C工厂项目枪毙！毕竟是90年代了，何祚庥用棍子打人的方式在自然科学领域行不通了。

以上是何祚庥在自然科学领域参与的一些批判运动，但他并不完全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不懂建筑，不懂美学，更不懂古城文化保护，只因为坚信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抡起大棒大打出手，把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气了个半死。

　　7）何祚庥对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大批判

　　1950 年代，北京面临拆毁城墙修马路和保护传统文化的冲突。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提出了力保北京城墙和北京传统文化的主张。不幸的是，梁思成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哲学批判，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总路线”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帽子。...而当时用政治哲学审判科学学术和批判梁思成最来劲儿的，就是当时搞宣传、如今是“科学家”兼“哲学家”的何祚庥先生。

　　国鼎说：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科学是何院士的看家本领，因为他通过这些方法研究不仅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进步奖，还得到了科学院院士的＂崇高荣誉＂，可谓名利双收．但何先生的成果仅仅受到官方的重视，却鲜有科学界人士认同，这未免是何院士的悲哀，也是中国人民的悲哀．从何先生以前批判的东西看来，凡被他批判过的学术理论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当然令何院士心有不甘，这回再逮个中医来说事－－毕竟中医理论还有很多不容易被仪器证实的东西如阴阳平衡等，相信会能混淆一部分人的视线，也会糊弄到一般无知者，最起码何院士也不会因此单兵作战，至少他还有两个同盟军司马南和方舟子这样两个非科学界的＂反伪科学人士＂．

　　下面再援引一下官方关于何祚庥院士的简历，两相对照一下，相信朋友们会发现些什么．

何祚麻

官方简历之何祚庥：

何祚庥，1927年生于上海，原籍安徽望江。

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

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关注科学领域中的哲学问题，是建国后我国科学方法论研究事业的早期开拓者之一。近十几年来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曾就科技政策、教育政策、文艺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若干理论问题以及当代经济建设所应关注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发表文章。近年来积极参加捍卫科学尊严、揭露和反对伪科学等活动，并做出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量子复合场论的哲学思考》(1997年)、《从元气说到粒子物理》(1999年)、《何祚庥与法轮功——1999年夏天的报告》(1999年)、《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1999年)。

民间立场之何祚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0b2285010008ja.html

编者按：近日编者在网络上偶然看到“丁肇中的‘无知’与何祚庥的‘无所不知’”（见1）与“何祚庥同志思想研究！！”（见2）等几篇专门介绍和研究何院士的文章，读后真有眼界大开之感！现特将这几篇文章略加综合编辑，并冠以若干小标题，推荐给对何大师感兴趣的读者诸公，相信大家读后一定会对何院士其人其事有一个更全面更详细的了解。 

丁肇中的‘无知’与何祚庥的‘无所不知’ 

一、“万能科学大师”何祚庥

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一个人即使是超天才，穷其毕生精力，能在一个学科的一个分支上有所建树并能提出部分真知灼见已属不易，在同一学科的不同分支仍属外行实为正常现象，更不用说其他学科了，所以所谓无所不知的“万能科学大师”在今天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也根本不可能产生。但耐人寻味的是，在大陆却恰恰冒出了这样一位“大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中科院物理院士何祚庥。

尽管在国际科学界不为人知，但在国内，何祚庥院士的“全能性”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你看他老人家，几乎是天天上镜，日日露脸。一会儿电视台畅谈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一会儿因特网宏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昨天侃克隆人技术展望，今日嗙《易经》文化反思。这边厢呼吁对股民征所得税，那边厢力主发行国家福利彩票；上能为城市提出“交通、建筑最佳模式”，下可为山区规划“农具、灌溉最优方案”；“环境商机与氢能经济”研讨会指点江山，“纳米光纤与沙漠产业”演讲厅激扬文字；文艺理论学术报告座无虚席，月球开发科技讲座引人入胜……

总之，何祚庥院士所到之处，都能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应答如流，头头是道。“只有问不到，没有不知道”。涉及问题包罗万象，解决方案随手拈来。给国人树立了“无所不通、无所不精”的形象。哪里有问题难以决断，那里的决策者就会想起何院士。例如：正当南水北调工程拿不出理想的西线方案时，何院士很快就以“惊天地泣鬼神”的魄力提出了“用原子弹炸开喜马拉雅山引水北上”的“最佳方案”；当怒江建坝之争正反双方专家相持不下时，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等应邀前去考察定夺。何院士一行怒江两岸“访贫问苦”兼观光不到一周，就得出了“怒江建坝是当地脱贫的唯一选择，不仅可行且刻不容缓”的“科学定论”，还顺手给反对建坝的生态环保专家们扣上了“伪环保”、“伪反坝”的大帽子。

如此全能之“通才”，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因此，何祚庥不仅受到各级政府领导人的青睐，还受到年青一代追星般的崇拜。对于这些浮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人类，何祚庥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例如，何祚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90%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的英明论断一出口，一批年轻“学子”便立即行动，很快，论证“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的文章就像文革大字报一样,铺天盖地上了因特网。

中国大陆至今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却有了世界绝无仅有的“万能科学大师”，真不知我们是应该感到自豪，还是应该感到耻辱？

何大师的“学术水平”

那么，自称主业是理论物理学且无所不通的何祚庥院士其学术水平究竟有多高呢？

请看“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网站”“何祚庥主页”上的介绍：

“何祚庥， 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该同志任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理论物理所副所长。现任理论物理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生导师。过去的主要工作及成果：

“何祚庥长期以来从事粒子物理及各种应用性问题的研究。其重要工作有层子模型的研究，复合粒子量子场论的研究，弱相互作用理论的研究等，先后发表约250 篇科学论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及多种奖励。他还曾从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究，是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

“何祚庥还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专家，在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先后发表约300 多篇科学论文。在反对伪科学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积极参加了捍卫科学尊严，揭露和反对伪科学等活动，社会影响很大。目前从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何祚庥从事中微子质量问题、中微子震荡问题及双β衰变理论的研究等。 


 


2 何祚庥其人其事  

“ 主要著作有：《量子复合场论的哲学思考》(1997年)、《从元气说到粒子物理》(1999年)、《何祚庥与——1999年夏天的报告》(1999年)、《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1999年)。”  

真了不得，何祚庥院士竟然写了“科学论文”250+300=550多篇。多么惊人的数字啊！足以让有史以来任何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惭愧，更让中外文坛所有多产作家汗颜。

不过，作为一个有550多篇科学论文的中科院院士，其精选出来装点主页“门面”的主要著作——当然是最能反应其学术水平的代表作——竟然是几篇“政治挂帅”大作，真让人哭笑不得。

何祚庥的支持者曾特地搜索了一个国际科学文献数据库 (SciSearch at LANL)，找到了他在在物理学期刊(1974 - 1999)上发表的31篇文章，以此来佐证他的学术成就。不过，其中的17篇是发表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自己办的英文刊物 (COMMUNICATIONS IN THEORETICAL PHYSICS) 和国内杂志“中国科学”(SCIENTIA SINICA)上。更遗憾的是，他是第一作者的论文寥寥无几。  

何祚庥的支持者专门强调的3篇文章 (见3)，有一篇共有16个作者署名，何祚庥是第15个；另一篇有5个作者，何祚庥是最后一个；还有一篇是1984年同夫人合写的，何祚庥是第二作者(就是常在媒体上被提到的“中微子的质量”这篇论文，说是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也有说是强烈影响，要是他再接再励就好了！)。  

须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沙子再多也变不成米。何祚庥的学术造诣竟悲惨如此，既合情理也在意料之中。试想，一生“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何祚庥，常年因“心潮澎湃、心系万事、心向八方”而“分心、忧心、烦心”，哪里还会有精力和时间去做那些需要“净心、静心、精心”才能完成的科研工作呢？国人历来宽厚，自然不会去与何院士较真，但这毕竟给“坏人”留下了攻击的口实，那些求全责备者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沆瀣一气，一直诬蔑何院士“不务正业”、“滥竽充数”、“除物理不懂，什么都懂”；甚至诽谤何院士的网页是“光屁股推磨——转着圈儿丢人”、“光屁股打灯笼——亮臊”、“光屁股上联合国——满世界献丑”；并戏称其名字应改为“何知羞”。这完全是“恶毒攻击”。

再看一下“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的何院士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处于什么地位： 将关键词“两弹一星元勋”输入任意搜索引擎，立即可查到：“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钱骥，姚桐斌，赵九章，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周光召，杨嘉墀，陈能宽，陈芳允，吴自良，任新民，孙家栋，朱光亚，王希季，王大珩，于敏，郭永怀。

十分不幸，名单上没有何院士的大名。一项重大科技事业充其量能有几个人可称得上“理论开拓者”呢？“两弹一星”元勋数量已多达23名，竟还没有囊括“理论开拓者” 何院士。可见“理论开拓者”这个模糊概念的外延之大，足以使人们想起那个把行政领导、宣传干事、描图员甚至厨师都算作科技成果功勋的年代。

不过，何院士凭借在中宣部工作了五年和在中科院抓党政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经“后续努力”，其知名度远远超过了那些不重视宣传和“包装”的“两弹一星”元勋们。更为惊人的是，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钱学森先生，现在已成了《何祚庥同志反伪科学英雄事迹》中的反面人物，在多种场合被用来反衬何院士的英明伟大。何院士频频在大、中院校作题为《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报告，每当他眉飞色舞地大讲特讲自己是如何同那个“坚决支持伪气功的大科学家”作斗争的动人事迹时，人们已搞不清在《何氏词典》中的“人、事、学问”是如何定义的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也趁机“诽谤” 何院士，说他的报告一贯文不对题，应当把题目改为《作孽，做秀，做学贼》才合适，又戏称其名字应改为“何作秀”。

政治打手何祚庥

自解放初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大陆在学术领域发动的批判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波及到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从学生时代就热衷于“自然科学的阶级性”的何祚庥，在这些学术批判运动中当然如鱼得水，十分活跃。多年来，他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纵横驰骋，横扫自然科学各学科“牛鬼蛇神”；他的许多大作，其威力之狂烈，气势之凶猛，棍法之娴熟，令人们至今难以忘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何祚庥向来就是个典型的以政治帽子棒杀科学的政治打手。 且举以下几例： 


 


3 何祚庥其人其事  

何祚庥积极鼓吹不仅层子是存在的，而且层子下面有“亚层子”，“亚层子”下面有“无子”，“无子”下面有“前子”，“前子”下面有“毛子”，等等。“无子”即无产阶级子，“前子”即前进子，“毛子”即毛泽东子。这些“子”们是否真的存在，虽然目前还没有结论，但应当说，这些“子”的名称确实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光辉。  

按照波谱尔的分界标准，“物质无限可分”这个命题根本无法证伪，因而只能是伪科学。但何祚庥的工作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承认，“层子模型”的论文荣获国家自然科学进步奖，这也是现在有关他的报导中常常提到的所谓重大贡献。事实上，原来是个“伪科学”。  

以上是何祚庥在自然科学领域参与的一些批判运动，但他并不完全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不懂建筑，不懂美学，更不懂古城文化保护，只因为坚信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抡起大棒大打出手，把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气了个半死。

投机“反伪科学”的何祚庥

　　文革后，时代变了，那种以革命口号代替科学，用谎言欺骗和麻醉人民，用革命理论指导科学研究的做法渐渐过时了。

　　90年代各行各业都在乘乱发财，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和小集体腰包。大陆引进的高能对撞机项目，使物理学界初尝甜头。这套设备除了装门面之外，对于实际的科学研究至今还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益，今后恐怕也不会有任何实际作用，但是，由于这个项目，高能物理所盖了办公楼和宿舍楼，解决了住房问题，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于是，何祚庥大力倡导一个“τ—C工厂项目”，这是一种比电子对撞机更高一为了引进这个项目，当时国家拨付了500万人民币的预研究经费，物理学家一班人乘机遨游美国，一时好不风光。

但不巧天津大学的崔君达教授从理论上对层子的存在提出了一点异议，结果在 1996年引发了中国物理学史的一场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何祚庥作为核心人物组织了大量的物理学家甚至文学家加盟，动员了《科技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一大批媒体参战，对崔君达先生进行打压和围剿，何祚麻说崔教授的“复合时空论”是“病态科学”，崔教授是“病态科学家”。并于1996年9月2日将此发言稿发表于《科技日报》上(见10) 。最后，大陆最高层招回扬振宁、丁肇中进行咨询，经过慎重和广泛的咨询研究论证后决定：τ—C工厂项目枪毙！毕竟是90年代了，何祚庥用棍子打人的方式在自然科学领域行不通了。  

何祚庥或许意识到，时代变了，搞伪科学已经没有出路了，如果说“层子学”是一种伪科学的话，那么，自从“τ—C工厂”被枪毙后，何祚庥就从搞伪科学转而反伪科学，这实在是一种大彻大悟，一种立场的转变，一种世界观的飞跃！因为他十分清楚，在科学领域里他实在不可能有什么建树，科学的飞速发展，他的那点可怜知识吹到天上也就是科普水平，况且早已陈旧老化腐朽不堪。在理论科学的领域里永远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老是跟在外国人后面爬行没有什么意思，炒炒革命新闻虽然可以蒙蒙外行人，但在行业内终究得不到承认，再说，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搞科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何祚庥这辈子根本不可能把何祚庥这个名字写进物理学史，当然如果有人要编撰一部《伪物理学史》或者《意识形态物理学》的话，他的名字一定是少不了的。

应当在沉沦中崛起！应当把失败当作力量，他或许这样告戒自己，何祚庥的特长在于搞意识形态的斗争。敢于斗争，勇于斗争，善于斗争，兴风作浪，浑水摸鱼，这就是他的优势啊！他深刻铭记着“人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条语录。　　于是，这些年来，何祚庥院士领衔发起了波澜壮阔的“捍卫科学尊严，反对伪科学”的意识形态运动，成立了一个叫做“捍卫科学尊严委员会”的非法人组织，并当之无愧地成为该运动的精神领袖。

　　我们看到，何院士人老心红，战士风采依旧，棍法依然娴熟，他又熟练地炒做起小报，操纵起舆论，每一次政协会上，小报记者就象苍蝇一样围绕着他。这些年来，他总是不辞辛苦，精心收集、编造、剪贴、拼凑材料，在政协会上搞提案，虽然每一次调查下来都证明他的提案所依据的事实有些不太真实，但何院士还是兢兢业业地制造他的提案。例如，何祚庥制造的王洪成水变油伪科学案件，早已平反，但他还是经常当作他的成就在炫耀，关于所谓“水变油”，国外在研究，中国科学院也有项目组在研究，在哈尔宾有一条公交线的车就是用水变的油作为燃料。但何祚庥最明白，媒体炒做不在乎真实，而在于气势，深明此道呀！ 


 


4 何祚庥其人其事  

　　几十年来，无论政治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何祚庥总是跟得很紧，无论在文革前、文革中、还是文革后，何祚庥都很吃香。在科学家面前，他是政治家，在政治家面前他是科学家，他总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与时俱进的何大师

新华社在“何祚庥简介”中特别提到他“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后来“关注科学领域中的哲学问题”，近十几年来“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新华社罗列的主要著作，除了“用马列主义哲学分析物理现象”之类的外，就是“反伪科学论战”和 “批判”的报告集 (见11)。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对何祚庥的介绍倒是用了“著名”二字，不过，说的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专家，在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先后发表约 100 多篇科学论文。”可见“著名”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不是理论物理学家 (见12)。可以这么说，何祚庥对物理学家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说他又是物理学家，这正是他“得天独厚”的地方。  

说何祚庥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还是算名副其实的。仅1961-1964年间，他就在大名鼎鼎的《红旗》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而且，他的一生基本上是紧跟政治气候，提出过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来指导科学研究，最近与时俱进到大谈“三个代表”。 在中科院量子力学研讨会上创造性地提出“量子力学的运动规律符合三个代表精神”(见13)。  

2003年10月，何祚庥在《光明日报》上撰文“从阶级分析到生产力分析”(当然指三个代表的中的“先进生产力”)，他一下子就否定了他用了几十年的“阶级分析方法”，认为早就该用生产力来分析了，他说：“即使在革命战争时期，阶级的划分、历史地位和作用也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来决定的。”“我觉得学习十六大报告就要学会‘生产力分析’方法，尤其是贯穿于其中的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之间斗争的思维模式。”(见14)

多少年过去了，咱们的何院士依然是满嘴的“斗争”模式！真让人不明白，一百年来，没有得到“马列主义”和“三个代表”的光辉照耀、雨露滋润的西方国家，是如何“偶然”地在科学上取得巨大进步的呢？！  

最令科学工作者反感的是，他那种用国家领导人的话开头，用国家领导人的话结尾的作风，离真正的科学家太远了，大家不妨自己去拜读一下何院士与时俱进的最新成果(见14)。  

何祚庥并不太懂得生物原理、伦理学说和克隆技术的具体细节，只为响应 “三个代表”，就要成为我国公开支持克隆人(是人！不是羊！)的中华第一院士。为此他声称“如果我30岁，克隆几个小何祚庥，就算我儿子吧，如果我70岁，那我就多几个孙子。” (见15) 真不愧是“先进生产力”的真正代表！  

“何祚庥现象”和何祚庥的处世秘诀

其实，像何祚庥这种类型的人，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存在。在低层社会，此类人物表现为信口开河，学一当十，连猜带蒙，夸夸其谈，不懂装懂，好为人师。一般总能获得一个滑稽的绰号，无非是“赵大忽悠、钱大吹，孙大侃子、李大掰”之类。但由于活动范围有限，时间一长，这些人就难免暴露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本质，以至成为当地人的笑料。

但何祚庥却能身经数朝，长盛不衰。虽一生未在自己所学专业有所建树，却能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充当权威和裁判，大有包打天下之势。这本是古今天下奇闻怪事，但我们的各级政府和网络一代却习以为常。我们不得不将此现象称为“何祚庥现象”。

在一个没有伟人、没有英雄的平庸时代，“何祚庥现象”或许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又是这个时代的象征。“适者生存”，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在我们这个早已形成“逆向淘汰”机制的政治生态大系统中，依附于政治的科学生态系统，必然也在演绎着同样的自然选择法则。在政界，何祚庥科学知识纵横百科，口若悬河。因而被误认为“著名科学家”；在学界，何祚庥政治理论涉猎诸家，妙语连珠。因而被误认为“著名政治家”。随机应变，左右逢源，上能见风使舵，媚君邀宠；下能逢场作戏，哗众取宠，是何祚庥能够立于不衰不败之地的处世秘诀。

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三位美科学家，对此，

我国著名科学家何祚庥说：“我们的研究曾早于美国”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5日宣布，将2004年度物理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科学家戴维·格罗斯、戴维·波利策和弗兰克·维尔切克。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予这三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文告中称，他们是因在夸克粒子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才获此奖项的。夸克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基本粒子。这三位科学家对夸克的研究使科学更接近于实现它为“所有的事情构建理论”的梦想。

    消息传出，我国两位当年曾致力于该理论研究的科学家对美国同行表示祝贺与敬佩的同时，又感觉“非常之遗憾”……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何祚庥资料图片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肇西

美籍华人、美国犹他大学物理系终身教授、清华大学春晖高级访问学者吴詠时

    ■遗憾

    我国研究曾非常接近最后的结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何祚庥直言，昨天得知美国科学家凭借量子色动力学的“夸克渐近自由”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感觉“非常之遗憾”。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的研究曾早于美国，成果也非常接近最后的结果。

    作为当年我国夸克模型课题组的主要研究人员，何祚庥说，在这个领域里我们曾与美国等科学家一样在国际前沿工作，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成果，发展势头非常好。我国在1965年率先提出了夸克模型（在我国也叫做“层子模型”）这一量子色动力学中的关键理论，而且，当时提出的关于颜色的概念已经很接近最后的结果。“这个成果就算不一定是最原始、最根本的结果，但也已经是次原始的了”。何祚庥说，1966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该成果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肯定。

    按时间推算，这次获奖科学家的论文发表在1973年，主要的研究时间在1967年—1969年，而在该课题的研究中，中国所取得的重大阶段成果是在1965年，在1965年—1966年期间，中国科学家还在继续该课题的研究。“我们当时稍稍早于美国等一些国家”。何祚庥说。但是，随之而来的“文革”使所有的科研工作被迫停止，何祚庥被关进了牛棚。

    领导“层子模型”这一工作的朱洪元院士（已故）等和所有的研究组成员，全都被迫停顿下来，丢失了一次“冲刺”诺贝尔奖的机会。“这样一来，最重大的发现已经让人家发现了”，何祚庥院士毫不掩饰自己的失落。

    同样是当年夸克模型课题组的成员，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肇西当时还是一名研究生。

    “我们当时的科研势头挺好，对前沿问题的思考也很多、很深入，但是‘文革’让我们丢掉了很多机会”。张肇西说，如果当年的研究可以顺利进行，到现在得不得奖不敢想，“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多做一些有分量的工作。”

    关于夸克世界，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目前仍在进行研究。何祚庥院士介绍，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李小源研究员的研究成果较为领先。

    ■钦佩

    诺贝尔奖青睐美国人并不奇怪

    这次美国科学家在诺贝尔物理学奖中胜出，何祚庥院士认为，这是美国科技工作水准的体现和必然结果。

    “今天美国人得到诺贝尔奖，我们都非常服气！”“遗憾”之余，何祚庥坦陈自己的钦佩之情。

    三位美国科学家从1973年论文发表，到2004年获得诺贝尔奖，期间30余年的实验检验历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证明自己的研究结果正确之前，“冷板凳太长”，何祚庥说，数十年的科研，不是任何一个科研者都能够忍耐的，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科技基金能够支持的。

    “实验需要钱，大大的，多多的；实验需要人才，也是大大的，多多的”。何祚庥说，200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科学家雷蒙德·戴维斯对宇宙中微子等问题进行了40年的研究，这一研究是非常基础性的，不仅当时看不到对老百姓生活的具体作用，即使是现在，依然没有很明显的应用成果。

    但是，美国基金委仍然对雷蒙德·戴维斯给予了自始至终的经费支持。“40年的研究，投入那么大，目前我们国家可以做得到吗？”

    何祚庥还提出了他的另一个担忧：明年是我国提出夸克模型40周年，“明年何祚庥78岁了，做不动了，可是后来的人呢？”何祚庥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坐不住，“喜欢弄钱”，能够忍受寂寞来搞研究又有研究能力的年轻人太少。所以，从数量和质量上看，我们的科研能力与科研人才都与国外差的很多。

    美籍华人、美国犹他大学物理系终身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春晖高级访问学者吴詠时说，在美国，年轻的科研人员有非常良好的科研环境。活跃、平等、交流的科研气氛与灵活的科研机制对年轻人的成长非常有利。这次获奖的3位科学家，在1973年发表论文时，年龄分别为32岁、24岁和22岁。

    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张肇西说，在普林斯顿大学，一个普通的年轻学生就有很多机会与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同讨论问题、互相交流，甚至在校园的路上，就可以与顶尖的科学家聊天。导师的点拨作用为学生的科研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良好的氛围是那些早到者（前辈科学家、导师）创造的。”

    ■回忆

    吴詠时回忆与弗兰克·维尔切克共事岁月“他会毫无保留的把想法告诉你”1982年—1984年，1989年—1990年，吴詠时曾经与这次诺贝尔奖获得者弗兰克·维尔切克进行过科研合作。当时，维尔切克已经是鼎鼎大名的物理学家了。

    “他非常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吴詠时说，维尔切克经常与身边的人讨论学术问题，很多深刻的科研想法，都会毫无保留的告诉给别人。而且，在阐述一些艰涩的科研理论的时候，维尔切克往往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给别人，“让人由衷的佩服他”。

    吴詠时说，维尔切克讲话的特点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一针见血”、“举重若轻”。不仅是文章、演讲如此，就连平时讲话也是如此。所以，很多重要会议都会邀请维尔切克去做演讲。

    吴詠时说，他听说维尔切克在求学期间就已经显示出了极有天赋的物理才能，在尖子生汇集的普林斯顿大学，维尔切克的名字是最响亮的一个。执教期间，维尔切克从教授助理（类似于我国大学中的讲师）破格提拔为教授，在教授多从校外聘请的普林斯顿大学，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维尔切克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期间，就住在爱因斯坦曾经居住的屋子。据说，这是普林斯顿大学为了把维尔切克“留”住，而开出的条件之一。

    吴詠时说，1983年，自己和张肇西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合作的一篇论文，对传统看法提出了不同见解，很多人都对此持怀疑态度，就连审稿人也不同意论文中的观点。反而是维尔切克本人在看过了论文之后，对两位中国科学家的研究表示肯定，说“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工作”，“具有较大的物理意义”，作出了正式在一流杂志欧洲《物理快报》上发表的决定。（本版采写/记者 王荟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

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物质无限可分说世界科学大战，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界的将帅们向诺贝尔科学奖冲刺的一次伟大尝试。这场“战争”虽然远没有结束，但它已使中国的认知天平发生了巨大倾斜；也许沿着这块斜面向上攀登将是一座通天塔。这就是中国科学界应该认真总 结这场“战争”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与诺贝尔奖

　　毛泽东对诺贝尔奖是什么态度?我们可以从他生前接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博士的友好和热情上看得出来，他是承认诺贝尔科学奖的进步价值的。他发动的长达二十余年的“物质无限可分说”的攻尖战，凸显了他企图通过权势、政治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为甲国科学在世界上争得二块诺贝尔奖“高地”。 　　

　　目前中国科学界有人认为，赵忠尧、王淦昌、邹承鲁、刘耀阳等四人应该获得诺贝尔奖，遗憾诺贝尔奖评委会的不公正。我不是说这四人不够获诺贝尔奖，因为与他们取得相似成果的都获得了该奖；而是说首先国内没有及时授予他们科学大奖，以及他们的后继工作也有诸多的分散。

　　最有说服力的是刘耀阳，他原是中国科技大学很有才华的理论物理学家，1964年他还是年轻教师时，持物质不是无限可分取得了与盖尔曼夸克模型相似的成果。同时他还被选人毛泽东组织的六十多位专攻物质结构的科学精英小组，当时国家动用大笔专款在北京召开五大洲科学家大会。应该说刘耀阳有很好的获诺贝尔奖的条件，但刘耀阳获奖的机会被扼杀了，他的论文只能象征地作为是对物质无限可分说的争鸣，摘要发表在国家一份刊物的束尾。今天，当《科技日报》就刘耀阳没有同盖尔曼一起被授诺贝尔奖而发表议论时，我们应不应该有一点自责呢?

毛泽东与坂田昌一

　　当然这里有难育之隐，刘耀阳的科学成果与当时毛泽东坚持的物质无限可分说不相合。而这场科学大战早在1955年就已开始酝酿。当时日本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提出坂田模型，在国际上很有影响，也引起了毛泽东对物质无限可分说的重视。这年他亲自召开了一次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发展的会议，有李四光、钱三强出席，在会上毛泽东问钱三强：“质子、中子是由什么组成的?”钱三强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新的认识。”毛泽东却说：“我看不见得，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你们倌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倌。”半年后，美国第一次发现了反质尹；一年后，又发现了反中子，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对此，有科学家说，毛泽东比我们这些搞专业的物理学家还行!但人们还是难以想象，物质无限可分说会跟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有联系，虽然1955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的社论。 　　

　　但在以后发生的以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的斗争中，就明显地见到了以物质无限可分说划线站队情况。著名化学家徐光宪1959年编著的《物质结构》大学教材，绪论一章就说：“一派意见认为物质内部没有空隙，是连续的，可以无限止地分割下去。例如我国战国时代的哲学家惠施就有这样的看法，他说一尺长的棍子，日取其半，万世也取不完。另一派的意见认为物质不能无限制地分割下去。”这是一场艰难的站队选择，正如该书所说：“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唯心论哲学家，其中也包括某些自然科学家，是不甘心的。他们竭力歪曲二十世纪初关于物质结构方面的许多的发现。”

　　在1959年与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取得胜利后，1961年4月坂田昌一在《日本物理学会志》第16卷第4号发表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再次极大地支持了毛泽东的物质无限可分的思维。如坂田文章中说：“发现电子和放射性元素，而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们……深信原子是名副其实的物质可分性的极限，因此，在新的事实被发现时就惊慌失措了。”对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大跃进面前的“惊慌失措”，毛泽东坚定了“不断革命论”的思想。从1963年于光远先生创办一份自然辩证法刊物，在创刊号上中国第一次转载了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到1965年6月《红旗》杂志又加注释全文发表，《人民日报》和全国一些省的大报都纷纷转载这篇长文，这场物质无限可分说的大战全面拉开了序幕。

　　许多年过去，对于这场大战，我家乡的一位贫苦农民出身的区委书记还记忆犹新。那是1974年我在家乡结婚时，我写的《基本粒子结构不是类点体而是类圈体》论文，被那位连小学也没有毕业的区委书记偶然发现，且很有兴趣。我很费解，他才告诉我，1965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坂田昌一的文章和编者按影响了他们这些人。

　　对于这场科学大战，周培源先生说：1964年8月，在北京科学讨论会开会期间，毛泽东接见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团长，要我一一介绍。日本代表团团长坂田昌一在1955年前曾写过一篇关于基本粒子是由更基本的粒子所组成的这样观点的文章，当时，国际上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毛泽东却看到他的文章，并且对它很重视。当我把坂田教授引见时，毛泽东当面称赞说：“你的文章写得好”，使坂田极为兴奋。第二天，毛泽东约于光远同志和我到中南海去谈话，毛泽东从坂田文章谈起，谈到许多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阐明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以分，原子核可以分，基本粒子也可以分。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引下，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在1966年提出了基本粒子的层子模型理论。

　　朱长先生也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看到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著作《关于基本粒子的对话》，就反复进行研读，并作了批注。我国物理学家们正是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和不同层次相对不可分性的辩证原理，提出了物质结构的层子模型。1977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会上，美国学者格拉肖提议，将层子或夸克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他的思想在物质结构研究中的指导意义。直到二十一世纪，当年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的服务人员、四川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叶峻先生还在《文史杂志》上著文，追思大会的盛况对格拉肖的“毛粒子”美誉回味不止。

物质无限可分与分歧

　　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一书，我在“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中读过数百遍。坂田的新观点，在于把别人当作数学的“点”来研究的基本粒子，改为当作物理的“体”来研究，即把形的逻辑发展为物的逻辑。但他不重视拓扑学上的环面与球面不同伦，毛泽东也不懂拓扑学上的环面与球面不同伦。由此坂田把只具有位置而没有长度、宽度、厚度和体积的数学中的“点”，改为物理学的“体”，这当然是一次进步，也使人们容易理解毛泽东的从大粒子可以分到小粒子，以至层次无穷的物质无限可分思想。但这只是一门反讽科学，因为如果坚持基本粒子的象性也可分，从环面与球面不同伦出发就有所谓流形的点；另外，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出现，也使宏观物体的刚性概念在微观物质和高速的情况下变得不够明确，这就为拓扑量子圈态三旋模型提供了很好的描述。实际上，数学的点也是物理的体的抽象，只不过早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有关点和欧几里德有关形的描述那里就发生了遗漏，例如没有把后来发现的电流环的磁力线转动，锅中沸水心液体向四周翻滚的耗散结构转动等，缩影反映在量子上，成为比球面象性多60种自旋状态的三旋结构。而这正是第三部门所做的工作。

　　科学与政治、权势结合，有时不失为一种推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杠杆，但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也有失灵的时候。这里第一部门指政府所属组织，第二部门指营利性的企业、事业性组织，第三部门指既非政府又非营利性所属的范畴。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认为，第三部门的作用在于调节“市场和政府失灵”。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第一部门、第二部门深深地卷入物质无限可分说的世界科学大战。“四人帮”打倒之后，第一位著文表明对物质无限可分说持怀疑的人物，是第三部门的上海66级高中生曹南薇(文章刊登在《文汇报》上)。这以后，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也有像杨明震、金吾伦等学者，持和曹南薇相似的观点。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应该说，我国的政治家们对过去工作中的不实之词，还是进行过认真的检查。相比之下，中国科学界的领袖和将帅们对我国自然科学理论，服务于已证明是错了的政治需要的不实之词所做的清理是很不够的。例如层子模型的指导思想与盖尔曼的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夸克模型是对着干的，但我们现在把这条界线隐盖了，把“层子”干脆冒充说成是“夸克”。其实无限可分的“层子”是不存在的，而被禁闭的盖尔曼的“夸克”的确存在。层子学的领袖们，没有给刘耀阳教授以公平、公正的争鸣，就是一件公案。

　　当然物质无限可分说的起源不是毛泽东的首创，有人把它推给恩格斯，这也不确切。实际毛泽东的物质无限可分说沿袭于列宁分裂全球化和军事对抗全球化的需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林娅教授说：列宁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理论，本质是一种分裂对抗的全球化观念，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世界体系理论。这种理论从当前的现实出发，强调了世界政治军事斗争与对抗在武装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坚持闭关锁国的发展方针和策略，最终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力。

　　但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物质无限可分说的世界科学大战所带来的科学探索精神是永远长存的。对于这场反讽科学，如果事情真像格拉肖正面说的“毛粒子”是一种伟大的科学发现，那么格拉肖为何不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推荐“毛粒子”的具体化的“层子模型”呢?对其十分了解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大师也没有作这种推荐，而他们都是获过诺贝尔奖，有这种资格的。要知中国政府给这一成果也发了科学大奖，组织过国际科学讨论会，并在多家我国刊物让其垄断发表论文。

　　其次，在层子模型描述的动力学相因子的数学方程中，正如贝里所说，也还缺少几何相因子，特别是缺乏对与球面不同伦的环面相因子的认识。查汝强先生生前说：他率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国外朋友询问物质无限可分，就明白无误表示不赞伺。

　　层子模型创立者之一的著名科学家何祚庥先生，对霍金在北京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作弦理论报告评论时说，霍金没有说明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什么，也可见何先生对环面与球面不同伦的意义不理解。有记者称霍金为“外星人”，这除了指霍金因高度残疾，生理与奋斗行为与常人有巨大差异外，还指霍金研究的理论常人难以理解，而这种理论则含带有一种典型的环面空间特征。当然霍金不是不可以批评的。例如他用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置疑宇宙的统一理论，其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本身也不完备。证明是：哥德尔定理指出，在任何公理化形式系统中，总存留着在定义该系统的公理基础上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问题，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理论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完全正确。但在任何公理化形式系统中，确有能解决并已解决了的问题，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但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却没有说明何为这种命题的判据。

　　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不完备性，还可以延伸进对科学实验是证明科学理论实在的公约产生不完备的置疑，即实验检验的前提还存在环面空间与球面空间不同伦的界面区别，在球面空间实验检验成立的事情，在环面空间检验就不一定成立。球面科学家把这种实验检验出现的区别，仅仅归结为模式规范的变换，这没有说到问题的实质，它的实质是球面和环面界面的变换，我们生活的球面空间仅是局域性空间，环面才是一种全域性空间，是超对称的。一些在局域性空间的实验证明和命题求证，是可以完备的。人类正是藉助此才得以生存和发展，也才一步步逼近全域性空间的认识。这就是《三旋理论初探》一书在物质无限可分说的世界科学大战的废墟上，建立起的科学大厦。

　　(《三旋理论初探》，王德奎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5月版，50．00元)

编后

　　编者在组织《三旋理论初探》一书评介文章的稿件时遇到了一定困难，一则，能读懂此书的人很少；二则，其中有时间去读的人更少。而且从来稿中择出适合读者阅读的文章，也颇费思量。但正如沈骊天先生所说“当我们整个民族将巨大的热情慷慨地投向一切有价值的创新思维；而不问其创作者的身份、资历，不在乎其目标的风险之时，就是中国的霍金、纳什崛起之时，中国本土的诺贝尔之星升起之时。”这番话也是我们组织《三旋理论初探》一书评介的初衷。

何祚庥对唐孝威的论战

曾富

（一）
　　
当2002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的时候，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何景棠研究员正在美国做访问研究。当他看到日本的小柴昌俊赫然出现在获奖人名单中时，一段20年前的往事，一段挥之不去的中国与诺贝尔奖之缘立刻涌入他的心潮……他按捺不住，要将这段尘封的历史写出来，告诉世人。虽然多年支持他工作的妻子怕写这篇文章会招来许多麻烦或新闻炒作，不愿他发表此文，可稿件最终还是刊登在2003年第5期的科技导报上。在他看来，中国科技过去的遗憾和弯路再也不能发生在愿意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后来者身上了……

　　这篇《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与中国人擦肩而过》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当代物理学发展中的一段与2002年诺贝尔奖相距如此之近的往事，也涉及到何祚庥对唐孝威的论战。

　　上世纪70年代末，德国在汉堡DESY建造了束流能量约为20GeV的电子-正电子对撞机PETRA。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唐孝威和后来获得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小柴昌俊当时来到汉堡，分别从事有关研究并在此相遇、相识。恰巧，两人对质子衰变实验都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谈论实验方案。

　　唐孝威于1979年9月回国，小柴昌俊同时也回到了日本。两人经过多次通信联系，建议中日两国合作，共同建造大型水切仑柯夫探测装置，以探测质子衰变事例。由于日本是一个多地震岛国，没有高山，即便引以为豪的富士山也只有3800米高，而在中国西部，几千米高的群山随处可见。因此，两人共同建议唐孝威负责在中国西部寻找合适的山洞，中国负责深洞实验室的建设，配备水电运行条件，提供3000吨-5000吨纯水；日本主要负责用于切仑柯夫光信号读出的约1000个光电倍增管及相关的电子学设备。实验在中国进行，中方经费由唐孝威向中国政府申请，日方经费由小柴昌俊向日本政府申请。

　　之后，唐孝威带着两个年轻人亲自到中国西部山区及四川铁路沿线寻找合适的山洞，初步找到了几个候选地点。可他从四川回到北京后，却得到了有关部门不支持实验的答复。至此，合作计划只好作罢。合作不成，日方的小柴昌俊只好独挑大梁，向着自己神往的科学目标迈进了。从1979年小柴昌俊与唐孝威共同讨论实验方案开始，到1998年他在世界中微子大会上宣布存在大气μ中微子振荡实验结果，小柴昌俊带领他的研究组经过20年的奋斗，虽然没有探测到大统一理论预言的质子衰变的可信事例，却得到三大成果--证实太阳中微子丢失，探测到超新星爆发的中微子，探测到大气μ中微子振荡现象，并给出了中微子振荡的相关参数的可能值，从而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二）
　　
时光荏苒，一晃20多年过去了，当时跟随唐孝威从事研究的何景棠对此事历历在目，一种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遗憾在他的心里也打成了结--如果当时的中日合作能进行下去，如果在中国建造大型水切仑柯夫探测装置，实验在中国进行，并且中国人能够从1979年奋斗到现在，那么中国人也许有可能问鼎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可是我们没有进行实验，当然与诺贝尔奖无缘，但希望仍存在于将来。”“过去的事终归过去了，后悔没用。当然我们也不能确定，如果当初双方合作下去，我们就一定能拿诺贝尔奖。关键是我们如何不再让后来的竭诚为科学事业奋斗的人失去这样良好的机遇，如何让我们的国家有一个良好的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以及保护科研创新的法治体制！同时，我愿以此文参加‘中国为何没获诺贝尔奖’的大讨论。”何景棠研究员这样说。

　　中国人民十分感慨小柴昌俊是在何等艰苦的条件下获得了诺贝尔奖，何景棠研究员在其文中曾这样谈到：“……中国科学家无法参加这一计划。这也给小柴昌俊增加了困难。首先，本来中日双方共同分担的经费现在要由日方自己单独承担，增加了小柴昌俊向日本文部省申请经费的难度；此外，日本没有高山，小柴昌俊只好在神冈町找到1个废弃的砷(砒霜)矿井，Kamiokande实验就在废弃的砒霜矿井中进行。后来，有个美国科学家参观Kamiokande实验后私下说：像这样的废弃砒霜矿井，按美国的环保标准，被认为是污染严重超标，是不许人进入的。”看来，获得诺贝尔奖除了国家经费支持之外，重要的是科研人员的创新和忘我精神，更重要的是对科研人员这种创新和忘我精神的尊重和保护！

然而从当时何祚庥对唐孝威的论战，却说明不完全是这样。中国科学院院士无问责制，而且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应该说，我国的政治家们对过去工作中的不实之词，还是进行过认真的检查。相比之下，中国科学界的领袖和将帅们对我国自然科学理论，服务于已证明是错了的政治需要的不实之词，清理是很不够的。例如层子模型的指导思想与盖尔曼的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夸克模型是对着干的，但我国现在把这条界线隐盖了，把“层子”干脆冒充说成是“夸克”。其实无限可分的“层子”是不存在的，而被禁闭的盖尔曼的“夸克”确存在。层子学的领袖们，没有给刘耀阳教授以公平、公正的争鸣，就是一件公案。这害了中国科学家，也害了中国科学，害了中国人民，害了中国政府。近的洪祷事件不说，当年何祚庥在《物理》杂志上攻击唐孝威的质子衰变研究，是违反了能量守恒，无意是说唐孝威连起码的常识也不懂。这当然会影响有关部门领导不支持实验
的决策。
科学允许失败，但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而且不杀头，允许你退居二线以利再战，所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应有问责制。

何景棠：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与中国人擦肩而过

     当２００２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的时候，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何景棠研究员正在美国做访问研究。当他看到日本的小柴昌俊赫然出现在获奖人名单中时，一段２０年前的往事，一段挥之不去的中国与诺贝尔奖之缘立刻涌入他的心潮……他按捺不住，要将这段尘封的历史写出来，告诉世人。虽然多年支持他工作的妻子怕写这篇文章会招来许多麻烦或新闻炒作，不愿他发表此文，可他最终还是将稿件投出，刊登在２００３年第５期的《科技导报》上。在他看来，中国科技过去的遗憾和弯路再也不能发生在愿意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后来者身上了……
　　他的这篇《２００２年诺贝尔物理奖与中国人擦肩而过》讲述了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当代物理学发展中的一段与２００２年诺贝尔奖相距如此之近的往事……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德国在汉堡ＤＥＳＹ建造了束流能量约为２０ＧｅＶ的电子－正电子对撞机ＰＥＴＲＡ。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唐孝威和后来获得２００２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小柴昌俊当时来到汉堡，分别从事有关研究并在此相遇、相识。恰巧，两人对质子衰变实验都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谈论实验方案。
　　唐孝威于１９７９年９月回国，小柴昌俊同时也回到了日本。两人经过多次通信联系，建议中日两国合作，共同建造大型水切仑柯夫探测装置，以探测质子衰变事例。由于日本是一个多地震岛国，没有高山，即便引以为豪的富士山也只有３８００米高，而在中国西部，几千米高的群山随处可见。因此，两人共同建议唐孝威负责在中国西部寻找合适的山洞，中国负责深洞实验室的建设，配备水电运行条件，提供３０００吨—５０００吨纯水；日本主要负责用于切仑柯夫光信号读出的约１０００个光电倍增管及相关的电子学设备。实验在中国进行，中方经费由唐孝威向中国政府申请，日方经费由小柴昌俊向日本政府申请。
　　之后，唐孝威带着两个年轻人亲自到我国西部山区及四川铁路沿线寻找合适的山洞，初步找到了几个候选地点。可他从四川回到北京后，却得到了有关部门不支持实验的答复。至此，合作计划只好作罢。合作不成，日方的小柴昌俊只好独挑大梁，向着自己神往的科学目标迈进了。从１９７９年小柴昌俊与唐孝威共同讨论实验方案开始，到１９９８年他在世界中微子大会上宣布存在大气μ中微子振荡实验结果，小柴昌俊带领他的研究组经过２０年的奋斗，虽然没有探测到大统一理论预言的质子衰变的可信事例，却得到三大成果——证实太阳中微子丢失，探测到超新星爆发的中微子，探测到大气μ中微子振荡现象，并给出了中微子振荡的相关参数的可能值，从而获得了２００２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时光荏苒，一晃２０多年过去了，当时跟随唐孝威从事研究的何景棠对此事历历在目，一种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遗憾在他的心里也打成了结——如果当时的中日合作能进行下去，如果在中国建造大型水切仑柯夫探测装置，实验在中国进行，并且中国人能够从１９７９年奋斗到现在，那么中国人也许有可能问鼎２００２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可是我们没有进行实验，当然与诺贝尔奖无缘，但希望仍存在于将来。”“过去的事终归过去了，后悔没用。当然我们也不能确定，如果当初中日合作下去，我们就一定能拿诺贝尔奖。关键是我们如何不再让后来的竭诚为科学事业奋斗的人失去这样良好的机遇，如何让我们的国家有一个良好的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以及保护科研创新的法治体制！同时，我愿以此文参加‘中国为何没获诺贝尔奖’的大讨论。”何景棠研究员向记者这样说到。
　　记者十分感慨小柴昌俊是在何等艰苦的条件下获得了诺贝尔奖，何景棠研究员在其文中曾这样谈到：“……中国科学家无法参加这一计划。这也给小柴昌俊增加了困难。首先，本来中日双方共同分担的经费现在要由日方自己单独承担，增加了小柴昌俊向日本文部省申请经费的难度；此外，日本没有高山，小柴昌俊只好在神冈町找到１个废弃的砷（砒霜）矿井，Ｋａｍｉｏｋａｎｄｅ实验就在废弃的砒霜矿井中进行。后来，有个美国科学家参观Ｋａｍｉｏｋａｎｄｅ实验后私下说：像这样的废弃砒霜矿井，按美国的环保标准，被认为是污染严重超标，是不许人进入的。”看来，获得诺贝尔奖除了国家经费支持之外，重要的是科研人员的创新和忘我精神，更重要的是对科研人员这种创新和忘我精神的尊重和保护！ (记者 刘东峰)

新华网 （ 2003-07-01 16:51:46 ） 稿件来源： 科学时报

丁肇中的“无知”与何祚庥的“无所不知”

作者/ 蒲鹤年        来源:燕南社区

ICXO.com编者按】世界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40岁便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在接受采访或提问时，无论是本学科问题还是外学科问题，也无论提问者是业内人士还是业外人士，丁肇中最常给出的回答竟是三个字——“不知道”。国人初识者，无不谓之“怪”。 

  　例如，2004年11月7日，丁肇中给南航师生作报告，有学生问：“您觉得人类在太空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吗？”他回答：“不知道。”又有学生问：“您觉得您从事的科学实验有什么经济价值吗？”他又回答：“不知道。”有学生又问：“您能不能谈谈物理学未来20年的发展方向？”他仍然回答：“不知道。”

http://power.itp.ac.cn/~hzx/何祚庥主页

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583289.aspx何祚庥主页》仓惶改版之谜